雍正三年年羹堯獲罪，受牽累之人較多，其中有一個叫錢名世的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擊。雍正對他的懲罰手段可謂別出心裁，對于錢名世來說匾額字多大，這種懲罰簡直生不如死，比絞死示眾帶來的附加攻擊要大得多。

幾首贈詩引來災禍

錢名世，字亮工，江南吳縣人，康熙三十八年中舉。這短短的個人簡歷中隱含深意，因為年羹堯也是字亮工，也是康熙三十八年的舉人。

在科舉時代，同年是維系官場人脈的一個重要原因，錢名世與年羹堯不僅字相似且又是同年，這必定了人們之間關系與常人不同。

康熙四十二年，錢名世登進士第，位列一甲三名被授予翰林院編纂。康熙一朝，錢名世與很多翰林出身的后輩一樣，在學官的職位上輾轉遷移，歷任翰林院編纂、侍講學士等職。

有了翰林出身這塊金字招牌，來日前程遠大，若受宰相寵信繼位拜相位極人臣也未可知。雍正即位之初，錢名世的仕途已經獲得實質性的進展，主要從事編書修史一類的工作。

幸運的是，錢名世在著述《子史精華》、《駢字類編》后得到朝廷的嘉獎，著交部議敘。如果成功的話，在下一次京察時，錢名世將要取得提拔，按照正常的升官程序，將*會學士一職。

不幸的是，雍正七年時年羹堯一案觸發，雍正帝在全力打擊年案時，順藤摸瓜把錢名世列入年*名單中。其證據就是錢名世在雍正二年年羹堯進京時，寫了幾首拍馬逢迎的詩。其中有“分陜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之句。

這兩句詩用淺顯的話理解，就是引用了周成王時召伯與周公旦分陜而治的典故，以切合年羹堯川陜總督的重任。不過錢名世太過疏忽了，因為這個典故也有一層含義，就是當時的周公、召伯輔佐成王，是以攝政的方法*。這樣的形容用在年羹堯身上，顯然又是很不正確的。

所謂“話多必失，文過必禍”，錢名世贈詩于年羹堯已經犯了雍正帝的忌諱。此外，錢名世在此外一首詩中又有“鐘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句。

這兩句詩理解出來有難度。話說康熙晚年大都督王皇十四子胤禵平叛西藏有功，康熙為他立有一碑。雍正即位后失勢胤禵，認為史籍所載之功不實，于是又再次寫了碑文。錢名世認為，年羹堯伏誅青海平叛，朝廷應該按先例再立“第二碑”。

錢名世贈詩給年羹堯是在雍正二年底，這個之后雍正正琢磨著要收拾年羹堯，所以就把這個賬給記下了。到了雍正五年年羹堯獲罪后，雍正才下旨說錢名世這些行為，是儒者無恥鉆營，違背圣賢遺教，不配做儒門中人。

雍正帝下旨錢名世被革職遣送原籍，這比起汪景褀受年羹堯案連累被處決示眾，家人發配寧古塔而言，算是從輕發落了。不過事情到這還不算完，雍正認為還不解氣，御筆親書賜給了錢名世一塊匾額。

名教叛徒使家族蒙羞百年

雍正賜給錢名世御匾，上面寫著四個大字——名教罪人。這個四個字怎么理解呢？意思就是合乎、破壞封建禮教的人。說白了這是父權專制時代，皇帝對文人采取的最嚴格、最惡心，也是讓其本人與家族永世不得翻身的一種懲罰。

錢名世品行好壞暫且不說，僅以文才學問而言，在當年有“江左才子”之稱。對于這些有功名有身份的文人而言，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名聲不能保全。

文人愛名是封建時代固有的特點，就像海瑞上書罵嘉靖一樣，難道就只是是為了江山社稷、天下蒼生，而沒有博取名聲的嫌疑嗎；再如張廷玉一生不愛財，臨了非要讓乾隆寫保證書準其配享太廟而遭到百般受辱，這不就是典型的愛名嗎。

雍正正是瞧準了文人的這些特征，沒有將錢名世正法，而是以更嚴格的方式來打擊他。為了警醒世人，雍正還特意下旨命地方官將“名教罪人”匾額張掛在錢名世家中的正門之上。又命南京御史、武進縣丞每月的初二、十五，都要親自檢查該匾額是否懸掛。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錢名世得到應有的懲處，雍正也該出氣了。然而雍正仍覺不夠，不久又下了一道上諭說：

錢名世諂媚奸逆，特書與匾額，并令諸臣賦詩以昭懲創者，亦非僅因此宵小一人，蓋欲使天下臣工，知獲罪名教，雖觍顏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凡讀書之士，皆期仰體朕心，人人爭自濯磨之故也。

上諭中還要求，凡是進士出身的在京大臣不論品級，每人都要寫一首諷刺錢名世的詩。雍正如此處心積慮對待一個飽讀詩書的文人匾額字多大，也讓一些在朝官員頗為不滿，其中就有幾個人由于詩寫得不夠毒辣而遭到雍正的打擊。

比如翰林院侍讀學士吳孝登之詩不過關，被革職發往寧古塔；侍讀學士陳邦彥以詩作謬誤平白無故遭到整肅。

雍正四年四月初，這些諷刺詩很快集中到了雍正手中，他下旨把這種詩送至錢名世手中，命他自己出錢刊刻成書，并發到*各地的官學中，作為學生們的反面教材。

錢名世獲罪后，子孫后代讀書入仕的這條路被堵死了，其社會地位也與賤民無異。客觀地說，錢名世雖然罪有應得，但雍正作為一代名臣，格局也有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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