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報記者于園媛《光明日報》（2017年03月23日09版）

春日的上海城隍廟東街，*商店旁的一株牡丹開得茂盛。郭沫若題寫的“*書店”四個鎏金大字，在古碑的掩映之下，越發變得爽勁灑脫。沿街一路漫步，經營翰墨文玩、字紙書畫的各家各鋪前，最顯眼的莫更加門楣上的石刻，它們多出自名家之手，書體各樣，讓人賞心悅目。穿過這條老字號聚集的大街，一定要駐足，抬頭，定睛，凝視，因為此處是一場真正的“名家藝術展”。

藝術題匾有學問

牌匾藝術*畫、裝飾和建筑美術于一爐，呈現出豐富的方式。商業牌匾早期大多用于表明商號的經營性質，隨著商業在社會生活中地位的提升，文化觀念逐漸提高牌匾書法欣賞，在文人的參與下牌匾書法欣賞，商號的名稱或取與行業有關的吉語，或者顯示店鋪性質等，取號文雅含蓄，常有俗語出處。尤其是經營長久的老字號，牌匾多出自名人名家手筆，雖然各自風格神韻不同，但大都帶有濃厚的功底，同時展現了中華老字號品牌和中華藝術的雙重魅力。

題匾的書畫，一般稱為榜書。榜書書體大，鮮明顯眼，字體又要方便識讀，故而常用楷書體，也有篆書、隸書、行書等。榜書字大，因而筆毫也要大，執筆和運管均與平時寫字不同，要腕肘運筆，下筆要有力。此外，字大之后，結構、運筆都起了變化，因此需要寫得結構緊密又有意趣，對書家的要求很大。

天津琉璃廠東街的老字號，匯集了翁同龢、吳昌碩、陸潤庠、陳半丁、徐悲鴻、吳仲超、趙樸初、郭沫若、啟功等諸多名家題寫的牌匾，幾乎每一處門臉上方，都有一個響當當的外號。“汲古閣”是*內首任故宮博物院館長吳仲超所書，行書秀麗而雋雅、圓潤而豐勁；“古藝齋”“萃文閣”為藝術家楚圖南所書，其擅長楷隸書，書法結構自然，能于拙中見巧，不落俗套，兼有楷形隸勢之妙；“清秘閣”據說是集字匾，為清代書法家吳昌碩書，吳擅長草書，蒼勁古樸，此匾為書法，結體奇險，筆畫老辣勁瘦，清健古雅。

啟功題寫的“錦昌”“悅雅堂”，趙樸初題寫的“文盛齋”“敦華齋”，還有徐悲鴻所書的清雅天然的“金濤齋”，李可染所書的瘦挺疏朗的“槐蔭山房”……牌匾如同老字號的眼睛，又像伸展的大腿，行人往來，品味著文化底蘊，不自覺就被拉進了店鋪。

金字招牌故事多

“店家請名人題寫牌匾，其實是一種‘借名’的關系。”常逛琉璃廠的書法愛好者蔡森說，“店家多與書畫家或名人有親戚或連帶關系，名家藝術提升了本店的名望，一定意義上也有品牌質量的例證。”

一張題匾里，可能就蘊藏著一段文墨佳話。

“茹古齋”和“寶古齋”兩家門店相距不遠，牌匾上落款都為翁同龢題寫。細心的人會強調問題：寶古齋是1944年開業，而翁同龢早在1904年就逝世了，作古之人如何能寫匾呢？其實，創始人邱震生在籌辦寶古齋的之后，社會上十分流行請名家名士寫匾，正巧琉璃廠街有一家叫“賞古齋”的古董鋪歇業，其店名是光緒帝師、一代重臣翁同龢所題。邱震生既喜歡翁同龢的字，又想用自己“寶古齋”的名，怎么辦呢？他請陶北溟將“賞”字出來兩點，中間略添改幾筆，于是“賞”字成為了“寶”字，和“古”“齋”兩字渾然天成，猶如翁氏一揮而就。而“茹古齋”創立于清光緒九年（1883年），是翁同龢親筆題寫，想一睹原汁原味的翁氏書法，可以移步觀賞。

“一藝足供天下用，得法多自古人書。”“一得閣”店鋪的題字，是創立人謝崧岱親自書寫的。創辦于1865年，生產和銷售墨汁，一得閣是第一家。據說，當時教書先生和儒者反對使用墨汁，認為用墨汁省略掉了研墨時靜心和創作的過程，對寫字和寫文章都不利。在*曾經，一得閣的墨汁主要顧客是店面里的寫賬先生，只有在科舉考試時間緊張時，學子才能使用。進入*后，新式學堂出現，一得閣墨汁才暢銷起來。一得閣產品有墨跡光亮、濃淡五色、書寫流利、濃度適中、適宜揭裱、耐水性強等特點，從社會名流到普通民眾，都用過一得閣的墨汁。謝崧岱不求人、不泥古，親寫牌匾；他的敢為人先、獨辟蹊徑的經營模式，也推動一得閣成為有口皆碑的百年老字號。

一塊書法牌匾的背后，不僅是以文會友、墨連古今的逸聞軼事，更重要的是特色文化在現代企業的延伸和展現。北京琉璃廠被稱為文化街，這兒不僅經營著文化產品，其自身也作為文化的一個別，而牌匾書法無疑是這文化狂歡里一杯醇厚的老酒。而今，大多數的牌匾都是機械制作的印刷體和藝術字了，老字號牌匾上的手書墨跡，愈發令人沉醉回味。

（本報記者于園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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