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官衙公堂，常見“清、慎、勤”三字作對聯，是古代*規定官員應遵守的基本作風。

其中的"慎"字，含有認真嚴謹、持重檢點、恭敬嚴肅等多層含義，還有一條就是“謹慎保密”。

較早強調在*內落實保密原則的是古代，見《韓非子·亡徵》“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語者，可亡也”。這個警告被秦始皇所接受。

《史記》載，秦始皇在山上看到宰相李斯出行的車隊過分煊赫，說了兩句表示不滿的話，在其身邊照顧的宦官中，有人給李斯通風報訊。下一回，秦始皇又看到丞相出行，車騎清簡，頓時覺悟：“此中人（即宦官）泄吾語。”遂下令調查，因為沒人證實，最后竟將原本在場的宦官全部處死。這起不辨皂白的格殺勿論，自然為后世所批評，但他自此取得了絕對的信息安全保障。

漢承秦制，漏泄官省信息定為大罪。古代的“省”為官員的禁地信息，上起皇后聽政的宮禁和，下至*衙署機關，都算，不少高級官員都倒臺乃至送命在這條罪名上。漢元帝時，有人舉劾槐里縣令朱云酷殺無辜，皇帝已經就此做出批示，主管官紀監察的縣丞中丞陳咸先向朱云透露消息，讓他“上書自訟”，結果陳咸以“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漢書·陳萬年傳》)。又皇上欲誅車騎大將張安世，被元老趙*勸阻。趙*的弟弟中郎將趙和同僚喝酒，將這起外人不知的事吹了下來，被人“上書告泄省中語……下吏，自殺”（《漢書·趙*傳》）。

另外，漢代的尚書臺位居傳送文書于宰相與朝廷之間的咽喉，所以"刺探尚書事"只是依照信息保密的罪過，順帝時，侍中楊倫往尚書臺“探知密事”，被舉報，判入獄兩年（《后漢書·楊倫傳》）。還有人或者因家屬犯此罪名而受牽累，如漢和帝時，太仆袁敞“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泄省中語，策免”。他想不通，“遂自殺”"，其父親和張俊也入獄下獄。還有韓演任揚州刺史，其祖父“為徐州刺史刺探尚書”，結果惹惱他倒霉（《風俗通》）。總之，不該說的就算，不該問的別問。當年孔夫子云“為政慎言”，并呼吁學習金人“三緘其口”，其“多言多敗”的警告，到此時都成了事實。

如何管好自己和家屬的嘴巴，奉公守法的高官們漸漸在實踐中產生了一整套規矩。首先，凡在機要部門或場所供職的人，自覺回避公務以外的人事交際。《東觀漢記》稱，沛人陳寵在家里辦家教，自從進尚書臺工作后，“謝遣門人，不復教授，絕知友之路。”最出名的事例是漢成帝時任詹事令的孔光，此人為孔子第十四世孫，牢記乃祖教導，“沐日歸休，兄弟妻兒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有人好奇，問他長樂宮溫室殿的臺階前所種是何樹木，“（孔）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漢書·孔光傳》）。

其次，防止現場或隔墻有耳，盡量用筆代嘴。從議郎起家官至太常的皇甫嵩，“前后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余事，皆手書毀草，不宣于外”（《后漢書·皇甫嵩傳》）。還有中郎將張純，亦“重慎周密，時上封事，輒削去草”。漢魏的文書流轉制度，凡屬機密，都封盛錦囊。為避免泄露，這兩位還特意把草稿毀掉。其后，北齊的封隆也有“上書削稿，罕聞以外”（《北齊書·封隆傳》），正是漢魏遺風。

也有一條，就是不在私宅撰寫文件，怕被家人看到。《漢書·何并傳》記，“（何并）妻子不至官舍”，就是不讓家屬住*家分配給他的宿舍，也是出于信息保密需要。這是非常謹慎的典型。一般的規矩，家屬隨任，但不許進入簽押房即辦公室。又如*時魏文帝的衛尉員外任嘏，凡住宿公府之后書信回家，一律不封，以示絕不涉及一點公務，“帝嘉其淑慎”（《太平御覽》卷）。

魏晉南北朝時代，漏泄法令仍然嚴格。晉代的侍郎左丞郗隆“坐漏泄書，免”；何承天已受朝臣，將提拔為吏部郎，“宣漏之，坐免官”。南朝陳的陸琛，“坐漏泄禁中語，賜死”等等。

同樣是“漏泄”，有的免官而止，有的則送性命，可見量刑上并無定準，或許也和漏泄信息的機密程度有關。此外，君主對這種弊端看輕或看重，也是因素。比如清朝齊的幾個皇后，多具“平民風度”，交游復雜，無所謂信息保密，近侍、宦者俱得任意出入宮禁，“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原來許多機密文件都被"宦者以裹魚肉還家"了（《資治通鑒》卷一四二）。

南朝四朝中，齊享祚最短，僅二十四年，前后七帝，政變不斷，似也沒見什么皇帝以泄密得罪。把這種現象聯系起來看，還是挺令人琢磨的。

信息安全保障構筑的轉折點，是在唐代。當時的狀況是，一方面，為提升*的行政效益，開始全面實行信息交流機制，另一方面，因內外、部門、層級、官民及其信息性質、機密程度各有所差別的緣故，信息安全更受注重，相關的法制也日漸細密化。

唐律，凡事關出兵、捕寇等軍事治安方面的機密，有泄密的，本人處死，妻兒流配二千里。與*間諜書信來往，或明知其間諜身份而刻意容納止宿、停留、隱藏的，一律處絞刑，泄露屬于需要保密的重大事故，處絞刑。他如觀察風云氣色有異，應該向大臣密奏而漏泄的，判入獄一年半，倘若泄露給*使者得知，加刑一等。

同時，凡“非大事應（保）密”而有泄露的，以最初泄露者為首犯，從重處罰，但仍然漏泄給*使者，也不加劇到宣判斬刑；凡“輾轉相傳大事者，杖八十”。如果“非大事，雖應密，而轉傳之人并不坐”（均引自《唐律疏議·職制》）。這些條款，體現出唐朝在區別機密性質、級別，以及或許導致的后果等方面，比之以前要細密多了。

其實，什么屬于唐代《職制律》規定的“漏泄大事應（保）密者”，司法解釋上仍有巨大空間。從史實看，凡皇帝單獨召對或極小范圍內的機密談話，事關重*策或人事變動等，但未能產生決策，或已決策而未能公布的，都屬于需要保密的大事。

但有唐一代，栽在這一條上送命的官員罕見。唐代宗時，有個藝術待詔賈道沖以“漏泄禁中事，帝怒，賜鴆酒”，最終還是改為流配嶺南。唐德宗時，竇參任相，引用堂弟竇申（官任給事中）為其招權納賄的幫手。凡有大臣舉薦擔任，先讓竇申向受命者打呼，時間一長，大家都稱竇給事是“喜鵲”。后來竇參為此下臺，貶為郴州別駕，而有司給竇申擬定的處分也止于配流。德宗不滿，說是“吾聞（竇）申欲至，人家謂之鵲喜”，這才加重處罰為賜死（《*史補》）。由此可見，是否援律加罪，關鍵還是看泄密的后果，像秦始皇那種格殺勿論或漢魏時代完全憑君主情緒來處理的現象，這時就很少見了。

在制法嚴明以相威懾的同時，唐朝更加強從紀律方面加以提出。如中書門下為決策機構，非召約，外人不得擅入，后來又規定先向御史臺辦理登記。德宗時，盧杞和張鎰同在此處任長官。殿中侍諫議鄭詹與張鎰交厚，每趁盧杞午后小睡時，跑來與張鎰閑聊。盧杞有意疏遠張鎰，某日假寐佯熟，待鄭詹進入張鎰的辦公室（稱“閣”）后，“遽至（張）鎰閣中，（鄭）詹趨避”，大概是匆忙躲到屏風或帷幕后，盧杞假裝不知，“遂言密事”。張鎰慌了，忙道：“殿中鄭侍御在此。”“（盧）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聞也'，后深劾（鄭）詹之罪。”（《譚賓錄》）結果鄭詹被嚴處，張鎰罷相，調任廣平布政使。當時政壇中人都為他倆抱冤，但鄭詹身為糾肅官紀的縣丞而自己違紀，張鎰在禮部重地接待私人，也是不爭的事實。

機要部門禁止隨便出入之外，不許在家辦公也是體制。《東觀奏記》載，“太常卿封敖于私第上事，御史臺彈奏，左*子都督”；另外，經手封緘后蓋印文書而擅自拆開偷看的，也屬于違法。唐律規定，如私拆印封文書是信件，比照泄漏機密罪減本刑二等，就是判入獄兩年；如非密件，也要處笞刑。如系誤拆，又沒有看，可以原恕，不過這得有人證明。

五代之后的*機關保密政策及相應的立法定罪，基本上都沿用宋代傳統。以兩宋為例，事*家安全的信息保密最為重要。《梅詩話》卷上：“（施）逵……狀元及第，仕至兵部侍郎，復以出疆漏語，被誅。”同樣，當時與宋朝交*的金朝也有如此。《續資治通鑒》卷一三0稱，金主完顏亮造舟調兵，欲攻南唐，又派翰林學士施宜生赴臨安祝賀新年，迷惑對方。當時宋高宗已看到諜者關于*備*的情報，但不太相信，便讓吏部侍郎張燾接待施宜生，借同鄉之情套取真相。施宜生見隨同出使監視他的女真侍從正好不在，便假稱聊天氣，說：“今日北風甚勁”！又順手舉起案幾上的毛筆，道：“筆來（諧音：必來）！”豈知如此機密的對話，居然仍為金人知悉，俟“（施）宜生歸，以漏言烹死”。

和唐代一樣，兩宋也以運籌決策、起草詔制的中書省為重點保密單位。蘇東坡回憶：“元元年，余為侍中舍人。時掌權患本省事多漏泄，欲于舍人廳后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曰：'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編籬插棘'（《仇池筆記》）”。此人性喜談謔，自惜羽毛的官員，就不敢亂開這些玩笑。《鄰幾雜志》稱，宋真宗晚年，召知制誥晏殊進宮，交給他一份要拜數大臣為相的名單，讓他寫制書。

按要求，像他這樣他官兼知制誥的，叫“外制”，只能制定律令，而制訂拜相制書，應由“內制”即翰林學士負責。于是，晏殊主動表明“臣是外制，不敢越職”。真宗頷首，改召翰林院值班學士錢惟演來。晏殊又請示：“臣恐泄漏，請止宿學士院。”意思是我已看到這份名單了，為打破走露消息的嫌疑，今晚自請軟禁，不出來了。等到第二天制書正式公布，晏殊一看，和今天所見大不相似，“深駭之，而不敢言”"。這件事，《涑水紀聞》中有傳聞，道是最重要的區別是前任皇帝中，李迪留任，丁謂罷相。但即將公布后，卻成為了李迪罷相，丁謂留任。有人說真宗病重，已糊涂了，*丁謂的錢惟演趁機構陷。但真相到底怎么，看過制書由頭的晏殊始終沒敢說起來，從而變成因遵守保密政策而留下來的歷史之謎。

從總體上來看，兩宋君臣對保密政策的執行遠不如明朝。仁宗初年，錢惟演拜中書使，奉旨撰寫制書的是他從弟、翰林學士錢易。神宗初年，韓絳拜相，奉旨寫制的翰林學士是他兒子韓億。哲宗晚年，曾布拜相，奉旨寫制的中書舍人是他兒子曾肇。這種有礙保密原則的操作，在唐代似無可能，曾肇等當事人也曾以違制推辭，但大臣反覺得“弟草兄麻，太平美事”，旁人亦當“盛事”羨慕不已。《揮麈錄》作者王明清是曾布的侄子。據他在書中介紹，當時其父親才九歲，當宮內派人來曾肇家急召其入宮寫制時，她偶然在侄子家玩耍，回家后便告訴母親：“翁明日（拜）相矣！”*總理人事調整這等機密大事，一個垂髫小女竟能提前得知，豈非等同兒戲？

君主對保密政策落實不力，大臣們的懈怠自然難免。史書上，兩宋大臣在家撰述章奏的故事不少，為此而泄露闖禍的還有。《揮麈錄》說，宋神宗初登基時，歷任三朝皇帝的曾公亮當政。言官滕元發和楊繪摩準皇上有意起用新人的抱負，找個機會進言：“曾公亮久在相位，有妨賢路。”神宗說：“那他們為什么都不寫文字呈送？”兩人便承諾各自具奏。建議即位的奏議，何等大事，可滕元發是在家里做這篇文章的。他兒子滕申見到了，忙去告訴曾公亮。曾亦連夜撰成辯析文字，搶先遞呈皇上。

翌日，滕、楊二人求見神宗，還未將奏牘拿出來，神宗怒斥道：是要講某人吧？別人已經先來辯析，文字都留在這里了。“卿等為朕耳目之官，不輕率乃爾！”請曾公亮罷相交權的策劃就此作罷，滕、楊二人也因而喪失皇帝的認同。稍后，楊繪得知是滕申泄密，銜恨不已。事隔多年后，滕元發在池陽任知州，楊繪去探望他，飲宴甚歡。席間楊繪突然問道：“你那些賊漢令弟還活著嗎？”原來曾公亮之后向神宗力薦王安石繼任執政，并于交權后暗中支持他變法，而滕、楊等都因拒絕新法一貶再貶，所以它們都把這起泄密事故當因果聯系的一個關節看待。

這些現象到了南宋更加不堪。《四朝聞見錄》里舉過兩例：余嶸任中書舍人，不會寫制書。奉旨撰制誥時，必令表侄應鏞代筆。后來應鏞出任安吉縣令，他竟派人騎快馬將制書由頭送到安吉，“立等可取”。有時里面來催古代官員牌匾內容，余（嶸）之左右必曉之曰“安吉之人未回”。還有一位掌知制誥的陳貴誼，“凡常行詞，皆囑潘子高擬稿，陳索潘文，晷刻不差，且遣皂衣立門以俟”。中樞文件，居然是在這些流程中形成的，所以南宋*的信息隱患很突出。《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僅高宗時期，就相繼有楊邦弼、汪渤、陳、章岵等人因“探報朝廷事傳播于外”或“窺探朝政密報相聞”而被貶斥或降格。

只是這種懲治，似乎并不見效，其后仍有臣僚抱怨：“近聞內降詔旨，未經清廷放行，而外人已相告語。”在這些狀況下，無論宋金對峙還是宋元對峙時期，許多軍政外交信息都被別人獲悉，前面說到施宜生通風遇害，便是一例。現在想來，南宋在對金對元*爭中，從來就進入被動挨打地位，信息安全沒有保障也是因素之一。

其實，首先需要為南宋保密政策敗壞負責的權相秦檜，倒有過利用這些現象歪打正著的急智。《史》載：有一段時間，臨安市面上現錢奇缺，商品流通大受影響。京兆尹曹泳向皇帝告急，秦檜笑道：“這種事好辦！”馬上將監造儀物器仗的文思院總理召來，故作慎重地給他下令：“已得旨，要變革幣制了。你趕緊依目前的夾錫錢配比，鑄一緡新的錢樣來送皇上審批，現在流通的錢通通廢除。”該員唯唯而退，馬上布置鑄范做樣。接著便是現錢全跑了下來，“物價大昂，泉溢于市，既而（錢）樣上，寂無所聞矣”。錢幣改事*家經濟根基，如此重要的金融情報，照樣連夜漏泄，而狡詐的秦檜偏能逆用，聽上去毫無黑色幽默的意味。

根據南宋*有關部門的調查和推斷，信息竊取的渠道，“省、部、寺、監、知雜司及進奏官即皆傳播”，涉及面實則將各個機關一網打盡。但預測出來，若非另有理由，敢拿仕途冒險而違反保密紀律的政客因此是少數，更多的“傳播”者，還是這些有機會接觸信息而無所謂政治前途的吏員一類。所以古代的保密模式，都把防范吏員泄密作為一個重點。吏員必須留宿機關并禁止任意出入和串崗的特色制度，主要就是出于這一層考慮，當然還有其它原因。

《南部新書》載，唐代長安，“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墻宇悉豎棘，以防令史交通”，就是一例。《說郛》卷四七記：“宋法：令史白事，不得宿外，雖八座（古人稱左右丞相和六部尚書為"八座"）命亦不許。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則鎖之。”俟韓愈任吏部尚書古代官員牌匾內容，道是“人因此怕鬼，因為沒見到鬼。假使經常見鬼，就不會擔心了。令史也有極其--這些等候吏部銓選任官的人，因為沒機會見識吏部令史，所以覺得它們勢重，如任其出入，他們就無威勢可挾了。”據《說郛》稱，從韓愈執掌吏部起初，該部不禁吏員出入。韓愈的見解，聽似頗有道理，其實純屬書生議論。有唐一代，主管人事的吏部仍然是納賄弄權的“事故多發地段”，其中作用尤稱惡劣的，正是這批慣于泄密通風、營私舞弊的吏員。

成為整個專制時代的禮制管理原則，防范吏胥的傳統至少在方式上仍然延續到清代，甚至在吏員地位相對來說非常高的元代，也是這么。元胡祗《吏治雜條》規定：“鈐束吏人，非事故白晝不得出離各房。”連辦公室也不得隨便進出。張養浩《為政忠告》說：“諸吏曹勿使縱游民間，納交富室，以泄官事；皂卒徒隸，非公遣勿使與民相來往。”管束范圍更擴大到通常公勤雜役。當然，“立法必嚴”是一回事，是否能做到“違法必究”又是一回事。

仍以宋代為例，法紀制度俱全，上起中央省部，下至州縣衙門，吏員泄露機密信息是普遍現象。且看《水滸傳》里，濟州府偵緝科長（抓捕使臣）何濤好不容易查清了劫取生辰綱的“七個正賊"都窩藏在鄆城縣，只估計走透了消息，星夜來到鄆城縣”，適逢“知縣相公早衙方散”，趕快與當晚值班的吏目宋江接洽，孰知宋江趕緊通風報訊，反作成了“宋公明私放晁天王”的美名。一部《水滸傳》里，像這類吏員衙役營私泄密的故事，滿篇皆是，不僅足以概括宋代史事，也是小說成書之古代的現實寫照。

雖然是懲于前朝教訓太深，清代保密體制的嚴格，堪稱為最。《大清律例·吏律》規定，凡漏泄討襲*聯軍、收捕反叛將徒信息的，斬首。近侍官員漏泄常事的，杖一百；漏泄密事的，斬首。由皇后“欽定”的高官處分則例要求，軍政長官送呈奏章的副本，或投送各部院的密封揭帖，皆須由各機關首長親拆和登錄，以防因假手他人而泄密。各級衙署間的往來文札，如系緊要者需要密封投遞，并由各機關首長親拆收貯。任何題奏事件在未經發抄（即登錄“邸抄”）曾經，官員之間“不得相互談論，如有漏泄，將承辦官降一級留用”。

《新世說》稱，乾隆時，兩淮鹽運使盧雅雨虧空鹽帑被人密劾，廷議查抄。其父母親家紀曉嵐在刑部值班獲悉，忙派人乘快騎送一封信給他。盧雅雨折開一看，內無半紙一字，是個空函，但裝有幾片茶葉、少許鹽粒。盧頓悟，這是岳父借物傳告“查（茶）鹽空”的信息，馬上安排轉移家財。事發后，紀昀雖然沒留下一字證據，依舊以漏泄論罪，謫戍烏魯木齊。據說這還是乾隆惜才，從輕發落。他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寫到：“戊子秋，余以漏言獲譴，獄頗急”。真要按漏泄密事定罪，就要處死，足見彼時惶恐。

在清朝的中樞機構軍機處，為提高保密，還有非常嚴格的嚴防措施，如高級軍官的子弟，一律不得充任軍事章京；軍機處所用聽差，皆選擇十五歲以下不識字的少年；各部院大小官員都不得擅入軍機處，其窗前、階下均不許閑人窺視、站立。凡在此范圍當差的所有供事、蘇拉、廚役等，都在稽查范圍，“如有串通在外閑人，將補授官吏等事，事先送信報喜者，即行革役究辦”（《軍機處章程》）。平心而論，所有這種保密政策，對于清代后期中央政體制度的鞏固與強化，特別是*統一大業的推動和維護，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

保密原則適用于一切官府行為，對于社會輿論而言，敏感性強悍的地段則是科舉考場。為保證風清弊絕，選出真材，自唐朝首創科舉以來，歷代*在科試實踐中逐步產生了一整套包含彌封、加印、譽錄、對讀、入闈出題和抽簽閱卷等多種機制的保密政策，迄清代達到最稱周密完備的階段。其對科場漏泄舞弊的懲處之嚴，罪至大辟。

*教授高陽先生說：“同光得有短暫的中興，人才輩出，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即為（咸豐）戊午科場案所顯示的，至少在考試體系方面，法治的權威未墮，從而形成的鼓勵作用使然。”然而，也正是在這個“同光中興”時期，考試風紀的嚴重敗壞，最終變成清代整個保密體制徹底塌毀的突顯標志，僅舉一例，即光緒已丑（1889)會試泄題事件。

會試是清代科舉三級考試中最初一級，試題由宰相欽點的評委入闈后，一同擬定再密封進呈，“御覽”后再用黃紙固封發還，在都察院派來的監試兵部的嚴格監督下封門發刻刷印，當場包封嚴固，鈐上刻制，連同印版及印壞作廢的余紙，亦作同樣處理。直到即將開考啟封前，包括刻版印刷的工匠在內，所有接觸過試題的人全被關閉在晝夜封鎖的闈院里，按說已稱萬無一失。孰知已內定為會試“四總裁”之一的工部尚書潘祖蔭胸有成竹。

當試期將近時，“治筵邀同里諸公聚飲，酒闌，出古鼎一，文曰'眉壽寶鼎'，銘字斑駁可辯。顧語座客曰：'益各錄一紙，此中大有佳處也。'客喻意，爭相傳寫而出。”原來潘祖蔭自忖在四個主考中地位與科名最高，入闈擬題時，同僚其實惟有馬首是瞻，遂在腹中擬定了二場經文的題目為“介我眉壽”，然后假借鑒賞古董為名，先將試題泄漏給了與他為老鄉的考生們。迄入闈后，一切如其所愿，又先“將眉壽鼎文刷印若干紙，遍致同考官，令有用銘語入文者，一律薦舉，各房受命惟謹。”用現代話講，就是主持閱卷的領導給你們頒發了標準答案，哪有不聽從的。結果開折彌封試卷錄名填榜時，潘大人“堂皇監視，見同里名下士皆入彀中，掀髯自喜”。一出說破關節駭人聽聞的泄題作弊，就在此堂而皇之間變成了。

然而府衙大堂“慎”字，告誡官員言語行事慎重嚴守保密政策，但也很多的官員言行不一，有失公正，失去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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