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夏以來，湖北咸寧決心讓本地村（居）委會的墻壁看起來更清爽些。

這些像爬山虎一樣在旁邊蔓延的牌匾，正在被清理之中。從旁邊到墻下，有的村（居）委會的牌匾多得連經常面對她們的工作隊員，都數不過來。

在襄陽，一個村委會被統計出共掛著126塊牌匾，而某家社區居委會戴著163頂帽子為居民服務。如今，多余的牌匾正被正式摘掉，比如那家掛著163塊牌匾的居委會，一下子卸掉了上百塊牌子。從此，辦公室的墻壁可以接觸到更多的陽光。

據統計，僅是制作費，這163塊牌匾就花去3萬多元。如果緊挨著把他們在地上鋪展開來，能占據小半個籃球場。

各種各樣的牌匾裝扮之下的村（居）委會墻壁，并非中部城鎮襄陽獨有的景觀。不久前，《半月談》的記者到河南西部一個“明星村”采訪時發現，村委辦公樓的整面墻壁掛滿牌子，“名目眾多，蔚為壯觀”。而當地一位村官員聲稱，“類似牌匾也有不少，已經沒有地方掛了”。

牌匾自然不是從天而降的，一個當時在街道辦事處工作過的公務員感嘆，那些能上墻的牌子，基本都有“官方背景”。每一塊在旁邊閃耀著光澤的牌匾，都會經過一雙權力之手的審批和授予，通常也意味著一項職能的轉讓和攤派。

來自各個部門的職能，化身為鑲嵌著各種字體的門頭，在村（居）委會旁邊高高掛起，似乎找到了一個夢想的棲身之所。

但不需要忽略的是，居委會以及村委會，是法律框架下的市民或居民的基層民眾自治組織，并不是任由各級職能部門差遣的機關。不過，在各種牌匾的點綴下，不少村（居）委會沾染上獨特的官僚氣息，倒更像是街道以及村級的“二*”。

事實上，對于那些自治組織而言，并非每塊牌匾都被歡迎，也不是每項被攤派下來的職責都倍感欣然接受。襄陽市相關部門在調研中看到不少吐槽，“一塊牌匾就是一份責任，牌匾太多，村（居）委會工作員工對那個部門交代的事情都得干，身上的負擔是愈發越重”。

這些一塊緊挨著一塊掛在旁邊，銅質的或是不銹鋼的牌匾，材質不同，款式也不統一。而和牌匾一樣懸掛在半空的權責與事項，看起來也倍感眼花繚亂。自治組織可以提供的服務，*部門理應擔負的職能，以及他們之間的界限，混雜在一片璀璨的金屬光澤之中。

*職能和社會服務缺失清晰界限所產生的怪現狀是，老百姓瞅著墻壁五顏六色的牌匾犯糊涂，遺落在縫隙里的公共職能有了被責難的理由，而社會自治的空間在“應付上級部門”的焦頭爛額中被削弱。

每一塊經權力之手頒發的牌匾，在掛上墻的之后，都會被帶給各種含義和原因。其中，最恰當的原因僅僅是，*向社會放權。但是，放權并不意味著缺乏節制地印制和分發牌匾，然后像隨手丟棄包袱一樣，將職能轉嫁和攤派給社會。從某些含義上，有些伸到旁邊的權力之手，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我削權，而是另一種方式的權利濫用。

早在2010年，中辦*辦印發的《關于開展和優化城市社區民眾委員會建設工作的看法》中指出，“凡屬于基層人民*以及職能部門、街道辦事處職能范圍內的事項，不得轉嫁給社區民眾委員會”。

然而，無論是126塊，還是163塊，牌匾數量在社會生活領域的墻壁上不斷被刷新，仍然是一道常見的景致。在耐心統計過村（居）委會墻上的牌匾以后，襄陽市決定“清理規范過多過濫的制度、匾牌，為村（居）委會減負，逐步將村（居）委會官員從攤派任務中解放出來”。

就像當時掛起來的之后并不太費勁，將牌匾摘出來只是舉手之勞。但是，當多余的牌匾被拿掉后，并不是留下一片干凈清新的墻壁，就可以交差了事。人們不禁要問的是，那些被摘掉的權利和責任，究竟需要安放何處？

最妥當的答案而是：理應*分擔的職能要歸位，*能夠包攬的事務交還給社會。不過，*將職責轉交給社會之前，還是需要先梳理清楚權力清單，劃清*和社會的界限，再慎重地將牌匾授出去，掛上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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