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堂”（廳堂、祠堂、朝堂、廟堂）及祠堂照壁書法是*專制社會禮俗的展現(xiàn)地。匾，形也；額，顏面之尊也。它表現(xiàn)了特色禮文化的種種倫理要求和涵義，所以非常顯得“溫柔賢淑、雍容華貴、平和正大”。它以書法作則，以正相示教，是一種“無為、無聲”之示范，是中華文化“知行合一”之特殊體現(xiàn)。

現(xiàn)代藝術教育中缺乏特色禮儀文化的教育，受西方文化制約，強調的是個人風格和時尚，所以在社會環(huán)境用字上俗多于雅，新建標志性建筑匾額書法中不少顯出缺禮、躁氣、張揚、纖弱、猥瑣、畫蛇添足、不盡如人意。因此，在特色文化繼承發(fā)展中，學須尋源，書法應自覺融入中華大文化中，接受大文化的乳汁。教學*學和老莊應有適度比例，不可偏向。否則，責任、擔當、端莊、中正都變成酸腐的代名詞。就藝術原本，在大文化中如同螺螄殼中的道場，僅搞技法、形式，難以深入。沒有人文引領，便會失去方向。

文化認同正大氣象

舊時“廳堂”“祠堂”“朝堂”“廟堂”，可謂是嚴謹之地。在“廳堂”有祖先畫像，在“祠堂”有祖先靈位，在“朝堂”有擁立皇帝，在“廟堂”有圣賢塑像，可謂莊嚴之極、神圣之極。在這神圣之極的地方，及紀功德、忠正、功名、仁義、慈善等石牌坊上，都有一面或幾面匾額，上書有皇帝名臣和時賢的書畫作品，內容大多為《易經》《尚書》《詩經》《禮記》《四書》等史書名句，顯得既莊重又突兀。

如果關注過很多地方，會看到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這些匾上的書畫跟別處*畫作品有些不一樣，端莊、溫潤、雍容、敦厚、平和、正大。加上匾額做工精良，特別顯眼，文化人通常在此駐足細玩其文辭意義、文辭出處，品賞書法佳作，留心匾額書者姓名。此處的書畫創(chuàng)作，雖然未見史籍有明文要求的寫法，但在舊時，文化人都一同遵守著一個倫理標準“心正則筆正”——這是古代大藝術家柳公權在回答唐穆宗問書時所說，被后世覺得是“筆諫”。司馬光將其記載在《資治通鑒》當中。項穆《書法雅言》中寫：“正書法，所以正人心也。”

故宮三教堂碑文中，太和殿的“建極綏猷”、中和殿的“允執(zhí)闕中”、保和殿的“皇建有極”，此三殿均為乾隆帝所題；養(yǎng)心殿的“中正仁和”、西暖閣的“勤政親賢”為雍正帝所題；交泰殿的“無為”是康熙帝所題，還有如保定避暑山莊、山東兗州孔廟、泰山岳廟、山西臨汾解州和北京周口關帝廟，以及*各省姓氏宗族，如東鄉(xiāng)“胡氏祠堂”、奉化“蔣氏宗祠”，還有幸存下去的舊時大家族廳堂名人題的橫匾和殉難的石牌坊石刻上面的書畫作品，都是優(yōu)雅雅正的書法，少有其它書體。

為什么上下千百年間，文化人都能不約而同、心照不宣地一同遵守這一傳統(tǒng)呢？其實，自漢武帝獨尊儒術，特別是唐朝科舉考試之后，歷代*家的力量建立“道統(tǒng)”思想文化，使讀書人寫字也有了一個可供探討和參照的根據。《論語》中說：“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君子藏器”“不學禮，無以立”。可見匾額一般用什么字體，書法佳作承載的分量是何等重，難怪有人說“書法是文化中的文化”。

先賢提出的“不疾言”“步從容”等要求，給舊時文人和藝術家有了觀念的啟示。行筆要坦蕩從容，又要入木三分，過疾易散開，過緩易僵滯，藏頭護尾，不露圭角。思路不清，行筆無方，荒率猥瑣，不易中的，就不能起到無言之教的象征含義。這里應表現(xiàn)的是“正大中和”的要求。

廳堂、祠堂、朝堂、廟堂，這是以正相示人的地方，有“宗廟之正歌”之稱，衣著穿戴、言談舉止、一舉一動，都應表現(xiàn)一個“正”字。“風正四方謂之雅”，所以“子入宗廟，每事問”。孔子怕有差錯，所以問，其說，這就是禮呀！“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為知也。”唐太宗李世民說：“夫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于玄妙；心神不正，字則欹斜；志氣不和，書必改變；其道同魯廟之器，虛則欹，滿則覆，中則正。正者，沖和之謂也。”怪不得唐代大藝術家、理論家孫過庭在其《書譜》中所說：“題勒方畗，真乃居先。”明代書學理論家項穆也在其《書法雅言》中說：“宮殿廟堂，典章紀載，真為首尚。”縱觀秦漢以來，歷史上重要史跡、牌匾書法確以真書為主。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這是幾千年來的文化認可，也是文化寬容的基礎，也是舊時“誠”“敬”“正”觀念貫徹之所在。現(xiàn)在有一定文化基礎的人，到了這種的場合，恭敬之心也會油雖然生，步伐慢了，說話輕了，凝神舉目，品賞文化與戲劇帶來的享受。

尊重傳統(tǒng)切不可俗

隨著城市化和新鄉(xiāng)村建設、旅游業(yè)的研發(fā)、經濟文化的迅猛發(fā)展，各地顯示出前所未有的新氣象、新魅力匾額一般用什么字體，但也顯露出一些亟待改進的環(huán)境用字問題、建筑用字問題。

例如某地“大禹廟”，是近年改建的地方標識性建筑，從設計到建設處處顯示出匠心，可就是一進廣場的兩座標志性祠堂照壁書法給人以遺憾。如第一座牌樓對聯(lián)文字缺少典雅正大之氣。細究問題，字無來源，完全是自由體。書法最怕的是自由體，如不洗心革面，就一個“俗”字，所以不可馬虎。第二座牌樓對聯(lián)藝術的弊端有普遍性、典型性：一是缺“禮”。如前所述，舊時祠堂牌坊用字需要以“誠、敬、正”的觀念創(chuàng)作，必須莊正，一般都用正體（如書法、隸書或篆書）。用楷書是缺少傳統(tǒng)文化之禮的，顯得淺薄，欠“誠敬”二字，這里不是顯示個人風格之處，是顯示中華文化“正大”氣象的地方。二是落款。歷史人物“圣賢”匾額，落款應盡量簡單。該匾額本來可簡潔落窮款，姓名加印便可；也可兩行，“年份”、姓名加印即可；卻用了三行，“辛卯仲”一行，“春山陰×（姓）”一行，“×（名）書撰”一行，前三字還吊在第二排的后邊，上下虛空，很不舒適。而且，本該連寫的名字斷開，如果是寫別人的名字，那是缺禮不敬，自己的名字斷開，那是不懂書儀之禮。落款最后兩字“書撰”，這個“撰”字用得極不妥。三是畫蛇添足。這么莊嚴的牌匾，不應該起首章，少見莊嚴古匾如此多此一舉的。從《紫禁城》雜志2015年12月號春花的《清代紫禁城武英殿建筑群建筑各衙署變遷》一文可得知，宮廷制匾也是極嚴肅的事，選用材質、漆色、花紋邊框、底色、書體之類，都要經過大臣的審核朱批。民間當然比不得皇宮，也不必要與之相非常，但也應以“去俗”為第一要務，要與整座建筑相和諧，否則將被有識之士和后世笑罵。

匾額書法創(chuàng)作最好應用篆籀筆法為之，可得渾厚。如沒有認真的楷書功夫，很難討巧。用行書法筆觸，突出提按動作，往往容易纖弱，書法人不可不知。還有目前的各處仿古一條街上的匾額，問題也有非常不容樂觀。

古時左右的禮制，也不是一件小事情。*自周代建立了完備的禮制以來，左大還是右大，據史書記載出現(xiàn)過多次變遷，但到明清之后就固定了出來。以故宮為例，面南兩側為大，右邊為小。所以左邊是宗廟，右面是社稷壇；左為文華殿，右為保和殿。在話劇或地方藝術中也可見證，文官，或客，或長者，都在面南的右邊，反之，對應的就在后面。就連農村建造房屋，木匠做好的“正樑”上，也要請會寫藝術的人用端楷在根部（古人稱為本。唐魏征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寫上“文東”，在梢部寫上“武西”，以示“文東武西”。*幾千年的文化就是這種延綿不絕，上下貫通。所以，對聯(lián)下聯(lián)仄聲就貼在面南的右側，稱為對聯(lián)；上聯(lián)平聲就貼在面南的左側，稱為下聯(lián)。對聯(lián)落款就寫在上聯(lián)的左側，不能寫在右側；還有見牌坊下聯(lián)落款在右邊的，那就錯了。舊時匾額書寫都是從右往左寫的（因面南左方為大），與對聯(lián)匹配上下關系，沒有疑問。但目前，書籍排版是從左往右看，所以有的繪畫家寫匾也從左往右寫，如左右沒有對聯(lián)那就沒有問題，如左右有對聯(lián)的，就與特色不相協(xié)調了。對聯(lián)的上下聯(lián)固有形式，誰也無力改變，這當中的沖突如何處理？變通的方式是，左右沒有對聯(lián)的可由左向右寫，落款在后面，比如橫向的單位或企業(yè)名稱，這樣倒符合潮流。如匾額下有對聯(lián)的，還是尊重傳統(tǒng)為好。

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首任校長馬一浮先生曾說過：“六籍該攝諸學，諸學不能該攝六藝。”宋代詞人、書法家黃庭堅曾說：“學書需要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先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唐代繪畫評論家張懷瓘說：“如學文章，只讀今人篇什，不涉經籍，豈或偉器。”

藝術一定要用歷史人文來推動，只要我們學到源頭，“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加之“胸存浩然之氣”，循理找規(guī)律，向名帖學習的同時，向自然學習，向生活學習，學甚至用，一切順流而下。在大文化中就藝術原本而言，只是一個螺螄殼里的道場，僅在技巧和方式上打圈子，空耗時日。諸如匾額書法不盡如人意、環(huán)境用字惡俗等方面的弊端，難以用書法本身來解決。只有靠人文的助推、書法家能力的提升，才能逐漸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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