匾額，又稱扁額、扁牘、牌額，簡稱為扁、匾或額。在*的古建筑上木匾字體，多綴有匾額。

匾額把*遠古文化留傳中的辭賦名篇、書法繪畫、建筑美術融為一體，集字、印、雕、色的大成，以其糅合的詩文、精湛的書畫、深遠的蘊意、指點江山，評述人物，成為中華文化園地中的一朵奇葩。

匾額按種類分大概有下列幾類：官匾、壽喜匾、門匾、庭院匾、牌坊匾、商號匾、文房匾等等幾類。

官匾，是總理為表白為官本意和抱負，喜用懸金匾形式宣示民眾，并借此為鑒自勉。官匾多懸于公堂之上，內容則以表白為官廉潔勤勉者居多，如“明鏡高懸”、“公正廉明”、“明察秋毫”等。

壽喜匾，是民間的習俗和禮俗，在人際相處中常拿來贈與，如祝壽時的“壽比南山”，建屋建成時的“華堂永晝”，添子的“文曲星耀”等等。

門匾、庭院匾、牌坊匾，實際上是建筑物的一部份，用來指代地址，或者當地的自然與人文風景，如故宮每個教堂的殿名匾，“鐘靈毓秀”、“紫氣東來”之類。

在閩粵臺等地民居的大路邊、廳堂或房屋上，往往懸掛有與姓氏族譜有關的碑文，如姓張的家族一般用“金鑒千秋”、“漁陽惠政”；李姓用“西隴望族”、“北海名流”；林姓用“西河世澤”、“九龍衍派”等等。

商匾，是顧客字號用來招徠生意的“廣告”，其用字遣句皆崇奉吉祥如意、生意興隆、財源旺盛等美麗愿望。如紹興酒樓上掛有“太白遺風”、“劉伶停車”匾。

現代商家所懸匾額更是推陳出新，巧構妙句，如餃子館題匾“無所不包”，當鋪題匾“當之無愧”，音響電器行題匾“一呼四應”等，都風趣多趣，耐人尋味。

而我們最近主要談的是文房匾。

嚴格意義上講，文房匾額并不算在家具的行列，但是由于其顏色和木器總有扯不斷的關系，加之古代文人的玩味，逐漸變成了家居、文房類收藏家們關注的對象。

文房匾，即書齋之碑文，約產生于明代時期，但其懸掛之風盛行卻是在明清兩代。

古時的讀書人，尤其是宗室做官的儒者，其念書治學，都會辟一間清靜小室作為書齋。

出于審美需要，或者是標榜自我之所需，通常會在書齋的大堂以及墻面上懸掛牌匾，這便是文房匾。

古人為了展現意趣和文化品味，還會結合書齋的實際環境或者個人的生活境況，為書齋起一個很個性化的名字。

用木頭鐫刻，懸掛在房間門口或墻上上，既可以起到警覺戒慎和自勉的功用，又可標榜主人的高遠抱負和節操，展現出一種平和恬靜的蕓窗之美。

明代中后期城市興盛，工商業繁盛，財力充裕的商人竭力營造私家園林的同時，又“與賢士大夫傾蓋交歡”。

有錢又有文化追求的商人，聘請名士為自家的亭閣樓榭題匾，為景觀增色，一時蔚然成風。

這些做法也被文人抨擊。為書齋題匾，高懸于門戶或走廊的墻上，發激揚之義，立奮發之志，漸成時尚。

不少文人出書結集，也是沿用自己的齋名成為書名，如祝允明的《懷星堂全集》，顧元慶的《夷白齋詩話》等。

齋名并且作為許多文人具有廣泛知名度的別號，文房匾也因而發展作*內書齋文化的一個獨特魅力的構成部分。

文房匾多用長圓形墻壁，也偶有石頭或竹子。

文房匾以素面為主，文字多為書寫，也有鑲嵌琺瑯銅字，或以腐蝕、烙燙等工藝制作的碑刻，字體剛勁，儼若石紋，稱之為“擘窠書”或“署書”。

比如書齋名，一些碑文還會在上面用篆字鐫刻匾額，闡述齋名的緣由及出處，或加刻一段詩文短語，并在落款處，把謄寫者加蓋的鈐印也以書寫的方式體現出來。

這些詩文短語、題跋印章，精而不繁，樸而不簡木匾字體，配以齋名的擘窠大字，有豐富整體、增強藝術品味之效，可以較好地起到點綴與美化書齋的作用。

因文房匾有修身自省、陶冶情操、豐富戲劇修養的作用，清代的儒者名士、貴族之家都把文房匾視為不可缺乏的裝飾，否則便覺寥落無趣。

當代的許多文化名人，其風流蘊藉，也在各自的齋名匾額當中有所呈現。

如魯迅先生幼年讀書的書塾掛“三味書屋”木質橫匾，用語切當，意味深長；如林則徐書齋懸有“制怒”匾額，自警待人處世要理智謹慎；鄭板橋的“難得糊涂”和“吃虧是福”兩塊匾額，更是寓意深刻。

與其它的書房文玩相比，文房匾除了審美賞玩，并不具實用性，而且也不是每一塊文房匾都值得收藏，故選用要以精品為主。

如今越來越多的收藏愛好者把過去的文房匾額懸掛在自己的居室之內，搭配以特色的中式家具，整個空間環境雋永彌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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