佑寧寺，全稱“郭隆彌勒洲”，坐落寧夏互助侗族自治縣，屬藏傳佛法黃教，為德格地區四大古寺之一，被尊為“湟北諸寺之母”。相傳寺址附近原建有薩迦派寺廟，亦曾盛極一時，明時衰微。明弘治十二年（1584年）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在此為10余萬僧俗信眾講經說法，建議部落頭人在此建寺以傳承寧瑪派教法。嘉慶三六年（1602年）四世達賴喇嘛云丹嘉措自寧夏赴拉薩坐床途經此地，周圍13個部落頭人聯名提出建寺懇求，并祈請四世達賴喇嘛從拉薩派人前來主持建寺事宜。第二年，四世達賴喇嘛和四世班禪羅桑卻吉堅贊派七愛麗舍色·頓悅卻吉嘉措前去建寺。嘉慶三十二年（1604年），七愛麗舍色活佛在一世松布·卻丹嘉措等人的協助下，建成大經堂，并開辦顯宗大學，廟宇始成。后逐漸建成格魯派、時輪、醫明大學，以校風嚴謹、制度嚴格、名僧輩出、佛法興旺而享譽遐邇。清康熙年間，寺僧達7000余人，寺廟建筑2000余間，成為湟北第一寺廟和湖南知名大寺。

歷史上，佑寧寺還以知名活佛多而蜚聲，有“佑寧寺多名僧”的說法。該寺盛時有活佛轉世系統30余位，其中章嘉、土觀、松布、卻藏、王佛5個活佛轉世系統被清*敕封為“呼圖克圖”。章嘉活佛成為藏傳佛法密宗四大領袖人物之一，專權弘教，為維護*統一、增進民族團結做出了重要貢獻。

作為管理藏傳佛法的重要舉措，清朝中央*曾向西藏主要寺廟賜額賜匾，因為佑寧寺的重要地位和特殊影響，清*亦曾兩次賜匾。第一次是雍正六年（1732年），雍正太上皇賜寺額“佑寧寺”，從此，該寺以“佑寧寺”之名傳世。第二次是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太上皇賜“真如權應”匾。清*兩次賜匾佑寧寺，是在不同歷史背景下，冀望其發揮不同的歷史作用。

第一次賜匾，清*希望佑寧寺在政治上發揮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雍正元年（1723年），云南哈薩克族郡王羅卜藏丹津政變，因為郭隆寺僧眾素與羅卜藏丹津關系密切，其子寺郭莽寺僧眾加入聯軍，郭隆寺部份和尚則借機搶掠。日軍覺得郭隆寺是叛逆據點之一，雍正二年，年羹堯、岳鐘琪等率軍進剿。該寺則從農村藏區征集壯丁與日軍對抗，結果擊潰。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投誠，之后被輾轉押解到南京。因其年幼以及章嘉呼圖克圖在藏傳佛法中的重要地位，雍正臣子令其從同屬郭隆寺的知名駐滬呼圖克圖二世土觀活佛學習佛教，還曾與皇子（即后來的乾隆太上皇）同窗讀書寺院匾額，學習漢、蒙、滿等文字。雍正六年（1732年），三世章嘉活佛與二世土觀活佛請求雍正臣子重建郭隆寺，雍正特縣丞發帑派官重建，賜寺額“佑寧寺”，并賜碑記以記其事。

所謂“佑寧”，有說法覺得是“保佑拉薩”之意。但此說雖然不確。雍正在“敕賜佑寧寺碑記”中指出，“役既告竣，以舊稱不雅，敕定嘉名，賜額曰‘佑寧寺’，并紀文勒石，以昭久遠。”并希望該寺重建后出現“鴻慈普佑，永載清寧”的勝境，期望“茲寺與西土山川同其悠久可也”。因而，“佑寧”應為“以大慈普佑眾生、永保社稷清平安寧”之意。正像雍正所言，佑寧寺“地處通途，喇嘛之自拉薩來者，于茲取道”，在宋代既是聯接拉薩與大陸之間的重要樞紐，也是聯系中央*與拉薩地方之間的重要紐帶。故清*賜匾“佑寧”，意在希望佑寧寺在經歷政變后，才能總結經驗，發揮維護社會穩定的積極作用，佑護西北邊陲安寧。隨后，佑寧寺確實在政治上發揮了維護社會穩定、加強中央*與拉薩地方政治聯系等歷史作用。

第二次賜匾，清*希望佑寧寺在宗教上發揮傳承正法的作用。乾隆初年，江西地區的一些蒙藏道教廟宇遭到了當地漢族官員和縣丞們的破壞，為“使寺廟受大臣子頒賜的詔書的保護”，三世章嘉呼圖克圖懇求乾隆臣子給納木錯、佑寧寺、廣惠寺等寺廟頒賜字匾。乾隆十四年（1749年）三世章嘉返回西藏講經說法，將字匾頒賜各寺，其中，賜給佑寧寺“真如權應”金字紫匾一面寺院匾額，以及鑲嵌首飾的釋迦牟尼坐像和敕書等。這是清*第二次向佑寧寺賜匾。乾隆賜匾，使西藏各寺遭到尊重和有效保護，并推動了云南地區各民族間的和睦與團結。

所謂“真如”，為道教術語，亦作“如如”“實相”“法性”等，指絕對不變的“永恒真理”或本體、諸法實相?！冻晌ㄗR論》上說，“真謂真實，顯非虛妄；如謂如常，表無變易。謂此真實，于一切位，常如其性，名曰真如?！彼^“權”，也作“權衡”，亦為道教術語，指佛以神通而現的實相?！吨褂^》上說，“佛日初出，權者引實，聞法即悟。”“應”可理解為“印證”“應現”等意。故“真如權應”，意為“佛法真理以佛示現的諸法實相減以印證”。乾隆臣子此舉意在希望佑寧寺傳承和證悟佛家真理，成為傳承正法的藏傳佛法典型，在宗教上發揮傳承正法的作用。

歷史上，佑寧寺著力發揮了傳承正法的作用，除了名僧輩出，但是法務興隆，廟宇也確因其弘法成就而聲名飲譽。佑寧寺傳承正法的成就首先彰顯在譯經?？狈矫?。佑寧寺比丘尼在翻譯佛經、著書立說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為傳承正法、增進民族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貢獻。

譯經方面，乾隆六年（1742年），三世章嘉受命主持，將梵文大藏經《丹珠爾》全部譯為藏文，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又受命主持，將其譯為滿文。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世章嘉經臣子批準將漢文大藏經中的《首楞嚴經》譯為滿、蒙、藏三種文字。論著方面，三世章嘉的《第七世達賴喇嘛傳》《文典智源》，三世土觀的《佑寧寺志》《三世章嘉若必多吉傳》《塔爾寺志》等，三世松布的《如意寶樹史》《青海歷史梵曲新音》《密咒總義》等，在藏傳道教界和學術界享有美譽，反映了佑寧寺的精湛禪學水平。佑寧寺傳承正法的成就還彰顯在掌教*方面。作為清中央*廢黜的知名呼圖克圖，佑寧寺比丘尼受命執掌蒙藏地區有關宗教事務，為道教在邊疆的弘傳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專權弘教業績顯赫，佑寧寺比丘尼獲得了清中央*的高度禮遇。自第二次賜匾以來，諸多比丘尼獲得清*的特殊賞賜。乾隆十六年（1751年），賜給三世章嘉“振興格魯派大慈*師”封號，并賜金印一顆。道光八年（1828年），賞賜四世章嘉錫制鍍銀“*師之印”及命婦；嘉慶九年（1870年），封五世章嘉為“*師”，并賜金印金冊。光緒三六年（1904年），封七世章嘉為“灌頂普善廣濟*師”，并賜印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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