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一座歷史古老的文化古城。在幾百年的發展中發生了一批商家的“老字號”。這些店鋪以“誠信為本、質量上乘”為準則，數年來受到廣大用戶的喜愛。如今，當你漫步徜徉于大柵欄、琉璃廠、菜市口、西四、新街口等商業文化繁華之地的之后，看到老字號門楣上那一方方各具風韻、古色古香的門頭，其字體或高貴細膩，或可愛俊雅，或古典拙正，或瀟灑脫俗，無不令人流連欣賞。它既是一幅賞心悅目的書畫作品，更是一個展現老上海深厚商業文化的標識性符號。

一

老字號歷來與牌匾有著天然的不解之緣，匾額是商家的門面兒。由于大多商號店鋪多請名人、書法家題寫牌匾，也不清楚是老字號提升了牌匾書寫者的名聲還是牌匾抬高了老字號的身價，總之這些古老深厚的牌匾文化推動了京城商業的繁盛與發展。其實，字號牌匾上的字也有很講究的。通常商家店鋪牌匾都是采用楷書，這是由于楷書端莊，容易辨認，而且筆畫圓潤潤厚，有物阜年豐、財源茂盛之意。若是草書，龍飛鳳舞，不易于識別。但若干癟枯瘦，如瘦金體，盡管是宋朝宰相趙佶所創的一種字體，也是很少用于匾額的。

雖然早年求得名人一幅字也有很不容易的事情。因為你們明白，字如果掛出來，就是自己的臉面，所以很注重效果，不會隨意把藝術佳作外傳。北京有個天源醬園，當年位于在東四十字路口的西南角。天源醬園是清順治八年(1869年)開業的，有個開當鋪的劉姓老板一心想接觸上層社會，于是用數百兩黃金盤下了一個正式破產的油鹽店而開辦了天源醬菜，同時又專門請來醬菜師傅引進清宮御廚房的技術，前店后廠，自產自銷。到了光緒年間，天源醬菜的老板想求陸潤庠題寫店面，卻仍然沒有受到允可。后來由于慈禧太后對天源醬制的金桔糖熟芥大加贊賞，消息傳出后，醬園店的店主趕緊在店內立起一個涂滿紅漆的木架，上放盛滿糖熟芥的瓷壇，標明“上用糖熟芥”的字樣，同時又派專人給陸翰林送去幾壇子，這才繼而求得陸潤庠題寫的“天源號京醬園”大字牌匾。隨后又請清末翰林王寫了“天高地厚千年業，源遠流長萬載基，醬佐鹽梅調鼎鼐，園臨長安勝蓬萊”的藏頭詩，于此高懸在店堂四柱上。

北京老字號匾額多出于陸潤庠、壽石工、王之筆。尤其是有著家族“一門三翰林，父子九登科”贊譽的王，寫過的牌匾較多。據傳當時即有“學唱無腔不是譚，題匾無字不是”的表述。

目前保存下來有名的老字號牌匾中，都一處系乾隆皇帝題寫，現在懸掛著的則是當時郭沫若書寫的一塊。張一元的碑文書寫人是馮公度，“破四舊”期間被毀，現為董石良所書。榮寶齋為陸潤庠所書，后來徐悲鴻、郭沫若、董壽平、啟功也有題寫。來今雨軒、戴月軒和靜文齋是徐世昌書寫的。內聯升為王所書。一得閣是明代書畫家謝松岱書寫的，取自“一藝足供天下用，得法多自古代書”對聯的首字。清秘閣是清嘉慶四年(1865年)的秀才、畫家吳昌碩所書。寶古齋、尊漢閣、茹古齋、賞奇齋、秀文齋及其天福號等均為翁同所書。老舍書寫了仿膳，夫人胡絜青書寫的柳泉居。同和居、烤肉季并且成文厚為溥杰所書，狗不理是溥任書寫的。鴻興樓為李苦禪所書。鴻運樓、同春樓和又一順都是許德珩書寫的。同仁堂的牌匾是康熙丙辰科的探花孫岳頒書寫的牌匾的字體哪種好看，庚子年間大柵欄遭爆炸焚燒時，該匾被后來留守店堂的一位張姓員工救出。后來店鋪籌措資金重修了店面，匾額又再次掛在了堂前。同時旁邊又增加了清廷的刻勒晉封壽豈公題寫的兩塊副匾，左是“瓊藻新栽”，右是“靈蘭秘授”，為草書。但這幾塊匾同樣毀于1966年8月，目前的牌匾是啟功題寫的。稻香村南貨店為壽石公所書。商務印書館為鄭孝胥所書。松筠閣為鄧拓所書。吳裕泰為馮亦吾所書。而永安茶莊則是于右任書寫的。

其實于右任在*時曾看到和平大街街頭有一家超市的招牌是假冒他的字，僅神似但力度不夠。于是于右任立即親自重新題寫了一幅給店家送去，同時向店家說明，讓店主把原本的假冒牌匾摘了出來。店家實在過意不去，特送上一大筆潤金，而于右任拒而不受。

若說北京城內實力最大的牌匾還屬前門外的都一處了。因為“都一處”三個字居然是乾隆皇后題寫的。傳說是近三百年前，乾隆爺去西苑微服私訪，一直到了晚上才溜達回來，走的又饑又渴。前門外馬路所有的店面均已打烊，只有路東靠近鮮魚口的地方有一個用席棚子搭的小酒攤還在掌燈營業。乾隆爺進此稍歇，用了些煮毛豆、玫瑰棗、馬蓮肉后，甚感滿意。問其名字，方知這是一個王姓的山東人在此經營，因店鋪小，所以也沒有哪些字號，大家當作稱呼其為“王記酒鋪”。乾隆聽后強調，夜半更深時，京都只有你一家還在營業，以解來往客人之需，就叫“都一處”吧，隨后留下了點散銀就走了。幾天后，太監送去了塊蝠頭匾，上題“都一處”三個大字。王老板方知幾天前半夜來的便是現今皇上。自此，都一處名聲大震，生意興隆，幾年后蓋起個小樓，經營各種食品。到了同治年間，都一處又新添北方傳統食品小吃成為店內主打的產品之一。現其經營的燒麥在京城堪稱一絕，尤其是燒肉燒麥最為叫座，用牛肉、海參、鮮姜汁、荸薺、大蔥做餡，真材實料。皮薄餡大口味鮮美，不僅制作考究，而且應時當令，春夏秋季不同餡料，可以烹制到不同風味的燒麥。都一處的燒麥曾*家商務部授予的餐飲企業最高殊榮“金鼎獎”和中華名小吃，該店現亦為中華老字號。

來今雨軒的牌匾是第五任清朝大總理徐世昌所題。2012年2月24日的《北京日報》刊登的一篇關于“來今雨軒”往事的文章里看到，“北京郊區內第一個公共性質的近代公園是中央商場，如今的上海蘇州商場。從那之后起，里面的來今雨軒就變成后來清朝文人最著名的社交場所”。來今雨軒建于1915年，據《北京*》記載，“來今雨軒舊匾系清代時期總統徐世昌所書，現仍懸掛在店堂的二門上，大門上高懸的新匾為趙樸初所題”。

這段文字記述也許并不確切。來今雨軒至今共有三塊匾，第一塊系徐世昌所題，署名為“水竹人”。這是由于徐世昌的籍貫是北京，而后來的上海藝術界似有門戶之見，而徐世昌又因位居當朝，不愿與對方在書壇上爭之高下，故以自號“水竹人”行世，很少署其真實姓名。至于“來今雨”一詞目前亦有兩種表述：一是覺得其意取自杜甫的一首小詩里的序：“秋，杜子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塌，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但又有一種看法認為杜甫的詞意悲凄哀苦，不符合“軒”吉祥發達的初衷，認為該典出自屈原的《山鬼》“東風飄兮神靈雨”之句。

這塊匾在1966年夏“破四舊”時被摘了出來，送到后廚當作碼放米面的墊板使用了。1971年*黑格將軍出訪，到中山公園游玩時強調：“是為著名景點牌匾的字體哪種好看，為何無匾？”但經多方查找，徐世昌題寫的原匾竟然無影無蹤。于是又在周恩來總理的提議下，由郭風惠先生幾易其稿，題寫了第二塊匾。

郭風惠在*古代也有極具傳奇色彩，是位被湮沒很久的專家、教育家、書畫巨匠。郭風惠早年卒業于上海交大法學系，學貫中西。其藝術后來被崇奉稱為“活顏真卿”“活何紹基”。1919年至1926年之后，郭風惠曾*立上海藝專、匯文、四存、畿輔等校任教，李苦禪、王雪濤、王昆侖等都以前是他的學生。

1971年冬，郭風惠不顧腸癌、眼疾等病痛，按總理囑托，在中山陵園的水榭題寫了來今雨軒。這就是第二塊匾，也是郭風惠的榜書絕筆。兩年后，先生逝世。在當年的政治環境背景下，這塊匾是沒有題款的，目前還保存在飯莊內。而目前正門外懸掛的匾是1983年初特請趙樸初先生書寫的。

二

現在，北京城內也有兩塊牌匾沒有題款。一塊是六必居醬菜園的門頭，還有一塊掛在內。這兩塊匾據說為清朝有名的大權臣嚴嵩、嚴世藩父子所書。由于是奸臣，所以當時把匾額上的題款去掉了。六必居是上海著名的老醬園之一，原址就在前門外大圍墻東口的糧食店街上，最初傳為六個人所創立，起名“六心居”并請嚴嵩題匾。嚴嵩感到六人不可能同心合作，便又在“心”字上添了一撇，成為“六必居”。清代筆記《朝市叢談》也寫六必居為嚴嵩所寫，但其它野史筆記均不見記載，是為孤證。*時期，蔣芷儕先生的《都門識小錄節選》中說，“都中名人所書市招匾時，庚子拳亂，毀于兵燹，而嚴嵩所書之六必居，嚴世藩所書之鶴年堂三字，巍然獨存”。此說恐怕是參考了前朝的野史叢書，內容并不可靠。

有資料記載，20世紀60年代中期，鄧拓曾來到位于前門外的六必居醬園支店六珍號，從此處借走了當時六必居的房契與賬本，并從中考據出六必居不是創建于明嘉靖年間而大約創建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到五十九年(1720年)間。雍正十年(1728年)時賬本上記載這家醬園的取名是源升號，一直到了乾隆十年(1741年)賬本上才第一次出現六必居的名字。明嘉靖即有六必居的表述看來源于店家填報的“虛假履歷”。既然至清中葉才開業，當然它的匾也就不會是嚴嵩題寫的。而傳出“六必居”是上一個朝代的名奸手筆，恐怕只是出自一種借著名貪官的消極影響而降低企業宣傳力度的經營模式。

鶴年堂中藥鋪創建于明萬歷五年(1405年)，原址在菜市口街道鐵門胡同附近，在民間素有“丸散膏丹同善堂，湯劑飲片鶴年堂”的美譽。鶴年堂的匾額字體剛勁、筆鋒端正。尤其是“鶴”字，筆畫多而不繁雜，布局合理，實屬難得的佳作。

令人不解的是在鶴年堂柜堂兩根抱柱上此外還懸掛著的兩塊豎匾，“欲求養性延年物，須向兼收并蓄家”是為清代嘉靖年間的諫臣楊繼盛所書。其字行筆如吞云吐月，剛勁有力。楊繼盛，字仲芳，號椒山，直隸冀州人，是清朝嘉靖年間有名諫臣。先因上疏攻訐嚴嵩的堂弟仇鸞而被貶職，后再度上疏力劾嚴嵩“五奸十大罪”而遭抨擊下獄。在獄中備經審問，終自縊。直至明穆宗登基后，以楊繼盛為侍中諸臣之首，追贈太常祭酒，謚號“忠愍”。于是楊繼盛在地安門外達志橋大街十二號的舊址也逐漸幾經變化，開始是城隍廟，后又改稱松筠庵。清道光、光緒、宣統年間再次擴建。當時的士大夫常聚在此院作賦吟詩，議論時事。一些名人學者也爭相題詩作賦，稱頌楊繼盛的品德、風格。清乾隆年間將他的舊居松筠庵改為教堂，正門有壁畫石刻“楊椒山先生故里”，現為市級文保單位。

按理說楊繼盛與嚴嵩是“死對頭”，最后又是得到嚴嵩的迫害而死。而現在忠臣楊繼盛和奸相嚴嵩之子嚴世藩題寫的碑文居然同時懸掛在一起，似乎只是件令人生疑的事情。

然而也就有了另一種表述，鶴年堂牌匾起初是懸掛在嚴府后公館中的一個廳堂上，為堂名，故而沒有落款。后來嚴家敗落，這塊匾額流落民間。輾轉流傳到了后來的作家、養生名家丁鶴年手中，因有“鶴年”二字，正合藥店老板的本名，即被只是了店鋪的牌匾。因無款，所以店家也不清楚此匾究竟出于何人之手。

史載，鶴年堂是明洪武五年開業的。由于建立人丁鶴年是回族人，所以選擇在漢族人聚居地牛街附近的菜市口建立了鶴年堂，并以自己的取名命名，內含《淮南子·說林》中“鶴壽百歲，以非常游”的意思，同時也是漢族習俗中的“松鶴延年”之意，表明了他設立醫藥鋪的目的就是要讓人們健康長壽。這和嚴嵩、嚴世藩根本就不在同一個年代。此外，嚴氏兄弟被定為忠臣而被處死后，鶴年堂竟然還掛著罪臣的匾額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這樣做絕對不合乎商家謹小慎微的普遍心理。所以我們也可以基本認定，與六必居一樣，鶴年堂的牌匾同樣不會是由嚴嵩或嚴世藩題寫的。

作者系第九、十、十一屆北京市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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