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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老北京的匾額作為金、元、明、清四代的首都，北京有著古老的都城史，其間興建了大量的皇室宮殿、寺觀、祠廟、書院、會館、店鋪、宅地或者園林。這些建筑上多綴有石刻，以標注其名號、涵蓋其功能或起到褒揚、彰顯的作用，匾額相當于建筑的眼睛。史籍中曾記有秦漢時期宮殿建筑一些名稱，如未央宮、宣室殿、清涼殿、天祿閣、石渠閣、承明殿、金馬門、麒麟殿等，從記錄中證實，此時的建筑早已有了題名的做法，這只是匾額的雛形。紫禁城乾清宮中的“正大光明”匾額南北朝書家羊欣在筆陣圖中記有：“前漢蕭何善篆籀，為宗廟成，覃思三月，以題其額，觀者如流。”可知蕭何是見于著錄的初期題匾者。而且，最初的石刻以豎匾居多，后

2、逐漸轉變為橫式，匾額懸桂的范圍分為屋內和室外，室外的多懸于皇室宮殿、寺廟教堂、亭臺樓閣、書院會館、店鋪門面等，而屋內的則為深宅大院、建筑群之內。按材料劃分，有壁畫石刻、木刻對聯及灰制碑文。北京作為千年古城，匾額之多著名匾額，令人目不暇接，它們多由自古代名人和藝術家之手，而且按照功能和時代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特征。從現存的匾額來看，其用途大約分為古跡題額和商店牌匾。*之前，古跡題額以“御筆”最多，其余者為身份顯赫的翰林書家之作。“御筆”中最為御用的當屬紫禁城乾清宮中“正大光明”匾額，此匾寬4.4米、高1.3米，原為清太祖洪武書寫，結體蒼秀，靈動自然，今懸者為乾隆帝摹本。最初由順治

3、皇帝書寫，由于勉勵自身及訓導子孫之意，后因政治的必須，此匾額協助完成了雍正帝以后的皇后秘密立儲制度。除皇室匾額外，舊京的牌坊也頗多，著名的有月壇牌樓、東單牌樓、國子監的成賢街坊、東塔院前的琉璃磚影壁等，牌坊上的題字也均由自名家之手。*時期，匾額在形制上與清代沒有太大的差別，基本上而是采取了之前的風格，但也顯現由一些具有時代傳統的新匾額，例如，故宮博物院成立后，紫禁城神武門換上了政壇書家李煜瀛以顏楷題寫的“故宮博物院”匾額，字體大氣壯闊、超越古今，此五個大字與紫禁城相得益彰，在時人眼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后，在時任北京*內務總長朱啟鈴的主持下，將原北

4、京內九城城門滿漢文匾額換下，請前清翰林、杭州名士邵章重新題寫，并將字體制成石匾鑲嵌，九門分別為“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安定門、德勝門、東直門、西直門、朝陽門、阜成門”。而據民間盛傳，隨后修建的城門一一“和平門”原名為“興華門”，其匾額為奉系軍閥張作霖花300塊大洋求津門名家華世奎所書，后因“興華”之名與革命英烈李大釗女兒星華之名諧音，似有不詳之意，故改名為和平門，匾額還請邵章題寫。在民間，北京人把用作商業的房子稱為“門臉兒”，也稱“鋪面”，經營者除了要將“門臉兒”裝飾得體，還要起上一個響亮的名號，并請名書法家專門題寫，以此來引發他們的注意，好的匾額除了能吸引過往者的品頭論足，

5、還能招徒潛在的生意，所以顧客對自己的匾額非常注重。科舉時代，一般的店鋪喜用正統的顏或書法篆刻，一是行書容易辨別，二來飽滿的楷書象征著物阜年豐，財源茂盛。陸潤庠題寫“榮寶齋”匾額進入清朝，*各省的碩學鴻儒、書畫名家云集京城，這也為店家題寫題跋提供了便利，書寫者除包含遵循傳統的前清翰林外，還由現了帶有創新意義的碑派書家新作，這些樣式迥異的牌匾在舊都的街市之上，爭奇斗艷，綻放異彩。據老南京人想起，匾額中最為由名的是地安門外由鄭孝胥書寫的“為寶書店”。這四個大字寫得法度森嚴、筆力凝重，剛勁中現婀娜，柔媚中存勁健，為京城匾額中之最耀眼者，惜今已不存。現在*通用的“交通銀行”匾額也是

6、他的杰作。其次是以魏碑見長的銅山張伯英題寫的琉璃廠“富晉書社”匾額，字體瀟灑俊逸、鑄銅鑄鼎，集兩漢碑版于大成，琉璃廠“墨緣閣”“觀復齋”也為其所書。再者也有在京城中有無匾不恕之稱的馮恕書寫的張一元茶莊匾額，字體宗法魯公，蒼勁渾厚，且具有行書筆意。以上二人之作品，均為北京最具代表性的題匾之作。總體來講，京城中名家所書題跋按地區劃分，以琉璃廠最多，“寶古齋”古玩鋪為翁同穌所書，實系金石家陶北溟設計，將“賞古齋”中“賞”字改為“寶”字而成；“萃珍齋”匾額為印人壽石工書，“韻古齋”由自遺老寶熙之手，“靜文齋”南紙店為大總理徐世昌所書，“開通書社”為藏書家傅增湘題額，“邃雅齋”是畫家姚

7、茫父題寫，“來薰閣”、“琴書處”為河北三杰之成多祿所書，“藻玉堂”為新會梁啟超書，“虹光閣”由自上海華世奎之手，海王村水庫內的“長興書局”為碑派大師康有為書。其他的也有朱益藩寫的“信遠齋”、張海若寫的“松筠閣”、孫貽經寫的“翰文齋”、樊增祥寫的“穆齋鬻書處”。琉璃廠之外，常為商場題匾的書家還有潘齡皋、李鐘豫、韓毅、謝需、王瓊、吳蘭第、悻毓鼎等，他們的書畫各具千秋，風格多樣。北京*中的一些官員也喜丹青書匾，有儒者之稱的直系首領吳佩孚，擅長書法，其匾額卻以特色的顏楷題寫；西南軍首領馮玉祥喜八分書，題字多用隸體；步軍統領江朝宗題字多為顏玉泰代筆，從中可見其附庸風雅的一面。京師大學

8、堂匾額科舉時代，皇權專制體制對藝術的使用有著苛刻的規定，從皇室的諭旨、誥封、起居注、賬冊、奏章、科舉試卷，到百姓的婚、喪、嫁、娶用聯和商鋪牌匾均要用端正的歐或草書隸書書寫，其限制范圍除了限于土農工商，連皇帝也不能破例，乾隆帝喜作趙體書法，但題寫雍和宮（雍正帝登基前之雍王府）大殿前的活佛教豐碑碑文時而是采用了正規的顏體，此體也有頗具明清宮廷裝飾性的應用字體。乾嘉以后，碑派盛行，學北碑的人漸漸增多，但在即將場合中，還是不便使用碑體繪畫。而且特色的匾額對字體也是嚴格規定，一般為榜書，書寫時需要留意三個技巧，一是筆畫要粗，顯得粗壯，二是要橫、豎、撇、捺相對寸楷要短而有力，三是字體中

9、心部分比重要大，字體蒼勁、凝重適宜匾額書寫要求，所以清朝民初，京城中善書題跋者像顏楷高手翁同穌、華世奎、邵章、馮恕、成多祿等都頗有此道。*以后，隨著新時代的將至，對字體的限制才漸漸放松，一些頗具新派意識的書家起初以自己擅長的書體題寫對聯，但在傳統保守人士眼中，這種作法是不合體例和規矩的。總之，*時期京城匾額將蓬勃發展的繪畫風格全面展示。而且，書風并未因遭到門派和政壇的制約而趨于單一化演進，雖然匾額書法在清廷時代得到了禮制的限制，但處于新時期著名匾額，書法風格的多元化與悠遠北京文化氣息逐漸融為一體，牌匾藝術也作為展現明清北京藝術創造的契機，將這種帶有鮮明時代特點的書畫藝術精品永遠留在了這個古老的城市。本文作者：鄒典飛首都博物館館員原刊*內文化報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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