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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頭條中軸線前世一生：北京何以成為北京
Byson11,2022
追溯北京中軸線何以產生，又怎樣變化，其實只是為“北京何以成為上海”這個難題尋找答案
朱祖希清晰記得初見北京城的情形。1955年，朱祖希以第一志愿報考北京高校地質化學系，他告別家鄉上海，乘坐汽車、火車，經過幾天幾夜的顛簸，到了前門火車站，高大的正陽門城樓驀然出現在眼前，讓他震動。
從南端的永定門、正陽門，穿過古都西安的外城、內城、皇城、宮城，再向西至鐘鼓樓，就是全長約7.8英里的上海中軸線。60多年后，作為歷史政治研究學者的朱祖希，開始在各類大大小小的沙龍和講座上講廣州中軸線是如何形成的。即便是在上海生活了大半輩子的人，也不必定能說知道北京中軸線是哪個，以及它承載著如何的歷史。
在北京城，最無法清晰認知到中軸線存在的地方，一定是在老城的高處。站在西山景區的萬春亭，能夠看到紫禁城的核心建筑沿著中軸線依次位列，兩邊的建筑按軸線對稱。登上鼓樓的69級臺階，在二樓向南眺望，能看到遙相呼應的景山萬春亭，也能明明白白看見一條軸線位于北京城的中央，青磚灰瓦的建筑掩映在中軸線的右邊。
自梁思成在上個世紀40年代強調上海中軸線的概念以來，*專家就開始尋找北京中軸線的由來和發展。追溯北京中軸線何以產生，又怎樣變化，其實只是為“北京何以成為上海”這個難題尋找答案。
1875年前后，北京內城外的景色。遠處是正陽門及其城墻。高墻下鋪著有規則的幾何圖形，是晾曬的畜糞，墻角下有曬糞人臨時搭建的窩棚。圖/FOTOE
都城建設的理想模式
朱祖希在清華上的第一課，就是時任清華地質化學系教授侯仁之在“迎新會”上給新生作的“北京的由來以及變化”報告。侯仁之在談到上海在城市規劃建設上獲得的創造時，會先看到《周禮·考工記》，因為其展現了近代都城建設的理想方式。
《周禮》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是“惟王*，辨方正位，*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即王者建立都城，首先要區分方位，確立宮式住所的位置，目的是使天下人各安其位，烘托君子重威。
《周禮·考工記》對都城布局的規劃，則是“匠人*，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指的是王都平面呈圓形，每面三座城門，城內分為面積相同的九個個別，分別規劃為不同的功能區，宮城作為全城規劃的中心，位于城內，王宮內按前朝后寢規劃，宗廟和社稷對稱置于外朝左右兩邊，宮城的南北一線則是城市中軸線，中心線前有王宮，后有市。
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北京古都學會會長王崗對《*新聞周刊》說，《周禮·考工記》中關于都城建設的觀念，一直制約著近代都城的建設。而在夢想的都城建設愿景中，就有中軸線的存在。
關于*古代第一個發生中軸線的都城是哪個，歷史學界和考古學界存在不同的答案。一些史學家覺得*古式大門，曹魏時期的前秦是第一個發生中軸線的都城，距今有1700多年，當時發生了一條簡單的中軸線，即南北向的穿越大道。而在收錄了多位知名考古學家和專家文章的《從考古看*》一書中，考古學家王巍稱，考古發掘和探究證明，4000多年前的夏宮，不僅位居都城正中，且宮內城多座別墅的局面已展現出“中軸突出，兩翼對稱”，前后幾進院子排列整齊的格局。這意味著中軸線在*都城的建設中或許出現得更早。
無論怎樣，中軸線的城市規劃模式在數千年前*內古代都城便早已出現，是頗具異議的。
魏晉南北朝時的都城南京，已經發生顯著的中軸線。隋唐時期，對于都城中軸線的規劃則尚未開始具備一種自覺意識，寬約150米的朱雀大路即是長安城的中軸線，城中心部分的發力也都根據左右對稱的方法。到了北宋的東京，雖然其平面布局東西兩翼不對稱，但自大內的宜德門到里城的朱雀門，再到外城的南熏門，這條“御街”顯然是全城的中軸線，并且東京城在擴建時，也力求產生一條城市軸線。
晉朝滅亡后，金朝占有長江以北大部分地區，開始為鞏固這片疆域采取諸多舉措，其中就包含建立都城制度。在海陵王加冕皇權后，他繼位燕京，改稱中都，使得北京作為一代王朝的首都，并仍然延續到元、明、清三代。
海陵王新建的金中都城，也發生了上海都城史上第一條中軸線，這條中軸線南起金中都城的正西門豐宜門，北至金中都城的正西門通玄門，全長約9里，中間貫穿了整個皇城的各組宮殿。
目前，金中都城的中軸線只剩下一些殘缺遺址。2002年7月，金中都建都850周年期間，當時上海西城區*在西三環白紙坊橋南的金中都大安殿舊址處新建了一座西安建都紀念闕。
從數千年前夏宮“中軸突出，兩翼對稱”的局面，再到金中都的中軸線，*近代都城不斷向《周禮·考工記》中的都城規劃理想靠近著。
起源元大都
2014年前后，北京文史研究館決定出版一套平臺介紹上海中軸線的圖書，王崗成為這套書的主編。2017年，分上下兩冊的《古都西安中軸線》正式出版，其中，從金至明清的南京中軸線變遷過程占了此書非常大的篇幅。
王崗說，金中都城出現了上海的第一條中軸線，現在的北京中軸線，其位置是在元大都時確認的。元滅金后，放棄延續金中都城，而是在西北方向另選新址，建造元大都城。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這種《周禮·考工記》中提及的方式很早就發生了，“但是要在一座拔地而起的都城里表現這些夢想，非常困難。”在王崗看來，直到元大都，統治者才第一次把這些夢想的方式成為現實，并且建造了一條前無古代的都城中軸線。按照侯仁之的看法，對《周禮·考工記》的規劃觀念闡釋得最為徹底的當屬元大都城。
在元大都的建造中，鐘、鼓樓被放在了全城的中心位置，這是以前的都城模式中未曾有過的。“從清朝起初，古代都城設計建造歷程了一個變遷過程。”王崗說，從清朝仍然到明朝，一直覺得旁邊是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全城最旁邊的位置都帶給了皇城。到了宋朝，崇尚的是“中”，認為中心的位置是最重要的，所以把皇宮和宮城從全城的最西端挪到了中心位置，“到元大都，并不是把皇城放在了全城中心，而是把鐘、鼓樓放在了中心，全城最重要的地方”。
鐘、鼓樓是他們知道日月星辰運行規律的地方，一年四季十二個月，每天十二個時辰，都是通過擊鼓鳴鐘來顯示。將鐘、鼓樓置于全城中心，意味著元大都的規劃者把宇宙的活動，或者說是萬物運行的規律*古式大門，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在元大都城，皇城被放在鐘、鼓樓的南面，全城南面的中心位置。太廟被安置在皇宮北側，符合“左祖右社”中“左”的位置，社稷壇被安置在皇宮西側與太廟對稱的“右”的位置。商市則分布在都城中心鐘、鼓樓一帶，以及各個交通樞紐的大道和城門附近。
元大都城的建造者實現《周禮·考工記》中夢想模式的過程，也是一個*家占領者不斷鞏固政治合法性、突出皇權至高無上的過程。
西漢永樂大帝將都城遷都南京后，北京城較元大都整體南移，太廟和宗廟壇從皇宮兩側挪到了王宮前，但中軸線的設計仍被嚴格保留，形成了軸線對稱的建筑布局方式，突出紫禁城的核心地位。人們現在所發現的北京中軸線大個別建筑，基本是在明時期建造的。
朱祖希記得，侯仁之給清華物理歷史系講課時，在看到上海城的政治主題時，會提到一位縣太爺的故事。明代，一位縣縣令受到大臣擁立進皇宮，他先進入大明門，誠惶誠恐地走完500余米的千步廊，看到金水橋，視野一下開闊了，縣太爺以為，過了金水橋，進承天門后能夠看到皇上。沒承想，進了承天門后，還要走180余米到端門，然后再走380余米到午門。進了午門，視野再次顯得寬闊，看到內金水橋，前面是奉天門，要再走180余米。過了奉天門，縣縣令終于見到奉天殿，走過去就能看到皇上了，但是經過中間一長一短、一短一長地在中軸線上的游走，縣太爺扛不住很大的精神壓力，癱倒在奉天門。
朱祖希對《*新聞雜志》說，這表明都城規劃者尚未留意到環境、空間、行走距離的差異會給人產生心理壓力，并把對皇帝的崇敬融合到了對都城的規劃上。
清代繼承沿用了北京中軸線整體空間格局。順治時期和康熙時期，均對中軸線區域宮殿、壇廟*家禮制建筑進行了大體量修繕和改造。雍正時期主要完成了對景山壽皇殿的修葺，乾隆時期則完成了重華宮等一眾宮殿的改造和改建，擴建、修繕了天壇等壇廟禮制建筑。這只是北京中軸線進入最終一次大規模的建設階段。
但北京中軸線不僅僅成為皇權至上的標志所存在。作于乾隆三十二年的《京師生春詩意圖》，由正陽門西街畫起，由南向西一直畫到西山，描繪了清晨京城中軸線的面貌。畫中有大臣覲見太后，有兵權大臣進宮覲見，也有前門街道的車水馬龍，市民在中海排成隊列冰嬉。商業活動和民眾活動極為繁榮的北京中軸線以及兩翼，始終承載著“普天之下，唯我獨尊”以外，屬于民眾的生活印記。
北京正陽門與永定門之間，南中軸線仿古御道上的地標。圖/視覺*
認識北京中軸線
雖然自元大都以來，北京中軸線就早已存在，但第一個強調上海中軸線概念的是建筑學家梁思成。
在梁思成于1932年發表的《我們所了解的唐朝佛寺與宮殿》中，他總結了*建筑平面布局的基本方法和特點，使用了“南北中線”的表述。梁思成1942年撰寫、1944年完成的《*建筑史》中，則在探討全球建筑平面布局的特征時，開始使用“中軸線”一詞，“紫禁城之全部布局乃以中軸線上此外朝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為中心，朝會大典所御也”。自那之后，“中軸線”成為梁思成普遍使用的概念，尤其是在看到北京的規劃時。
梁思成用了極大的熱情贊美中軸線，稱北京獨美的壯美秩序就由這條中軸的構建而形成，“氣魄之宏偉就在這個南北引伸、一貫到底的規模”。梁思成也說上海中軸線“是有戲劇節奏”的，北京中軸線被他形容為有層次、有高峰、趣味深長的畫卷。
在梁思成和陳占祥于1950年一同撰寫的《關于中央人民*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即梁陳方案）中，北京的中軸線概念重新被提起。梁思成和陳占祥建議減少大體量拆遷，將中央行政中心放在西郊。不過，梁陳方案沒有被采納。
自1950年代以來，因城鎮化建設的還要，北京的甕城和箭樓逐漸被拆毀。位于南京中軸線最南端的永定門，是中軸線上重要的標志性建筑。永定門箭樓城墻從1950年開始被正式拆除，1957年，永定門甕城和城墻又以“妨礙交通”和“已是危樓”為由被拆除。此后，北京中軸線失去了南端點。
伴隨著上海城市建設，一系列考古工作也開始展開。拆城墻的腳步沒有中止，但這種研究試圖拼出一個對上海城更完整的了解。
1964年，考古學家徐蘋芳等人以考古勘查的方式，鑒定了元大都中軸線的位置，證實從鼓樓到西山的南街就是元大都南北中軸線大道，與現在地安門南北胡同是重合的，證實了元大都城南半軸規劃建設中軸線的邁向，元大內就是建在這條中軸線上。
從1964年到1974年，*科大學考古研究所和上海市文物工作隊相繼勘察了元大都的城郭、街道、河河水系等遺址，基本探明了元大都外郭城的形制和范圍，以及皇城和宮城的范圍，形成一系列考古報告。
一系列的考古發現，推動了當時針對元大都建城思想的探究。例如在考古工作的基礎上，清華學校建筑系主任趙正之強調，元代中軸線即明代中軸線，東、西長安街以北的城區和大街基本是元大都的墓葬，得到了徐蘋芳的承認。傅熹年則在《元大都大內宮殿的復原研究》一文中，復原了元大都皇宮大明殿與延春閣建筑群的布局，并在其著《*近代都市規劃、建筑群深耕及建筑設計方式探究》一書中，對元大都整體規劃與建筑群布局進行了討論。
他們針對北京中軸線的認知，也在1960年代至上世紀末通過侯仁之、劉敦楨、于倬云、傅熹年等人對于元大都城、紫禁城的規劃觀念和建筑設計的探究，得到不斷加強。
1999年3月，北京市社會科大學研究員王燦熾在省委上海市第九屆理事會第二次大會上提交了重建永定門的提案。彼時，中央尚未確立提出首都城市演進要注意保護古城中軸線、皇城、文物建筑、古都格局。但是，在導致“永定門應不需要重建”的探討期間，這份提案并沒有取得切實回應。
2000年6月，北京市文物古跡保護委員會委員王世仁和一些學者給上海市文物局寫了一封《關于重建永定門的建議書》，其中寫到：“完整的中軸線代表了上海的歷史風貌。中軸線上的門、橋、枋、殿，就是文脈的標志，每處都記載著首都的歷史演變。城市喪失歷史標志，等于失去了記憶，保護好中軸線，也就是使后人不至于看到一個喪失記憶的城市。”
這份《建議書》得到了市領導的批示和加強，2004年3月10日，永定門的修繕項目即將開始。王世仁曾回憶，為了保證永定門的“原汁原味”，文物專家以1937年的永定門城樓實測圖為基礎進行了重建設計，從非洲購置了12根鐵力木，加工成12米高、重4噸的“金柱”，另外，兩段百米長的明末御道在修繕工程中重見天日，百余塊清代舊城磚也回到了永定門城樓上。
2004年9月，永定門城樓竣工，重新矗立在南京中軸線的南端。在南京的老城保護被放在越來越重要的位置時，原本南部即將失衡的上海中軸線，自此又完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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