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廟是元、明、清三代臣子祭孔的重要場所。祠堂是文廟的主建筑,是祭拜孔子牌位,祭孔時太上皇行禮的地方,為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改建而成。該殿五進九間,單層飛檐,四坡五脊,通高33米,白色琉璃瓦,底部正脊兩端均裝潢龍形鴟吻,殿內金磚鋪地,整體規制,與故宮太和殿無二。前寬闊月臺,低于地面2米,由須彌座雕云頭石欄三面環繞,東西兩端各有17級臺階,功放正中嵌有一塊7米長、2米寬的大漢白玉透雕,石面上下雕有二龍戲珠,中間盤龍吞云吐霧、寶珠火焰、云水波濤、蔚為壯麗。
要說這祠堂最有故事之處,筆者覺得還數內外懸掛的12塊碑刻與2副楹聯,它們都從哪兒來,由什么人書寫做舊匾額,背后又有著如何的故事?
唐朝盛世崇尚儒家,提倡尊孔,自康熙帝始,每一臣子篡位,照例要*子監講學,原講學處*子監內彝倫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增建辟雍,講學處改在辟雍,稱“臨雍”。講學完畢,便在文廟大殿懸匾一方,有的臣子雖然不“臨雍”,也要照例題匾懸掛。
上海文廟的祠堂內懸掛著清朝九位臣子御筆書額的木匾,內容多系贊揚孔子之詞,依次為康熙帝御書“萬世師表”(現于殿外懸掛),雍正帝御書“生民未有”,乾隆帝御書“與天地參”,正德帝御書“圣集大成”,道光帝御書“圣協時中”,咸豐帝御書“德齊幬載”,嘉慶帝御書“圣神天縱”,光緒帝御書“斯文在茲”,宣統帝御書“中和位育”(南過道翰林代書)。殿外懸掛的“大成殿”殿名由乾隆御題。
跨進大殿堂,迎頭繡有吉祥紋樣的黑色幔帳掩映著祭拜的孔子牌位木龕,龕兩側的烏木大柱,一副乾隆御藝名聯躍然其上:“齊家*平天下信斯言也布在方策;知性修道致中和得其門者譬之宮墻。”(乾隆三十四年頒揭)其左側又有御書聯一副,曰:“氣備四時與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萬世繼堯舜禹湯文武人之師”(乾隆七年頒揭)。這兒面所滲透的都是一些儒學傳統典籍諸如《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周易》中的思想精華,而這兩副挽聯所要彰顯的便是至圣先圣孔子頭上恰恰匯聚了這種思想精華。
康熙御書“萬世師表”匾額
高懸于殿外前檐下的,是清康熙臣子御書的“萬世師表”匾額,匾長約6米,寬約2.5米,木制,磁青底,正中為“萬世師表”四個黑色大字,每位字一米見方,右側題有“康熙己未孟冬敬書”一排黑色的篆字,并鈐有一方“康熙之寶”滿文璽印。牌匾四周,雕有群龍戲珠紋樣,上下各六條、左右各三條,活靈活現。
“萬世師表”之意,表面意思是說孔子為萬世班主任的楷模。據《欽破虜子監志?廟志》,“萬世師表”頒揭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
“萬世師表”的近來出處應當為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武宗減號奏疏。“加號碑”立于元惠宗至元二年(1336年),坐落廣州文廟大成門兩側,是研究清代思想、政治、文化的實物,也是極為珍稀的歷史遺址,具有很高的史學價值。碑記中有“蓋聞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無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文武,儀范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其中“師表萬世”與“萬世師表”幾乎完全一致。但“萬世師表”之來源,最早應為魏文帝曹丕,《*志?漢書?帝紀》有“億載之師表者也”的說法。
“萬世師表”匾額是清康熙二十五年(1684年)由康熙太上皇造訪徐州時專為先圣孔子所題。經查考《清實錄》,“萬世師表”原意應為“萬世帝王、公卿、士人乃至庶民學習的榜樣”。當初康熙巡幸至徐州,在徐州文廟行祭孔大典,親自向先圣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禮。又派*子監主簿阿禮瑚祭拜啟圣公,即孔子的兒子叔梁紇,并親制祝文。康熙帝幸徐州文廟詩會堂,當時*子監監生孔尚任為康熙帝進講《大學》首章,康熙帝在孔尚任等講完后,命學院士王熙宣圣諭說,“至圣之道,與日月并行,與天地同運,萬世帝王咸所師法,下逮朝臣士庶,罔不率由”。
又依據《清實錄》和《東華錄》所載,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五月,副都御史張可前上書請將太后歷年政事纂集成書;又上疏請將康熙帝駕幸闕里御書“萬世師表”額應勒石,頒給直隸各市府、州、縣學懸掛,康熙帝同意了。但按照《清實錄》所載,直至康熙三十二年(1793年),康熙帝才即將頒授御書“萬世師表”額*子監,并于上海文廟大殿懸掛。國子監文廟懸掛康熙帝“萬世師表”匾額的時間,距離他親筆書寫的時間,早已相去近六年了。通常臣子頒揭碑刻、刻立墓碑,就會優先懸掛或立*子監文廟,之后頒布全省各地府、州、縣學。為何康熙帝御書“萬世師表”頒*子監文廟如此晚?的確讓人倍感匪夷所思。按照筆者目前所把握的史籍尚未能準確回答。
宣統臣子“中和位育”匾額
“中和位育”是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由南過道翰林恭書,宣統元年(1909年)六月擇吉日即將頒揭懸掛。該匾文出自《中庸》,含義是贊頌圣人孔子所言所行皆能符合中和之道,才能使天地各得其位,萬物生長發育。
祠堂所懸掛九塊明代碑刻中,前八塊都是臣子御筆親書,但這最后一塊宣統臣子的牌匾,卻不是由宣統臣子御筆親書。這是為何?上面也有一段歷史故事。
清朝,新皇即位后*子監講學并給文廟頒賜牌匾早已成為慣例。可明朝宣統太上皇溥儀即位時還很年幼,自己根本不會題寫牌匾。史籍記載,1908年的冬天,內閣奉旨為即將登基的宣統太上皇專門制做碑刻,于是就讓南過道的翰林題寫了這塊“中和位育”匾。到宣統太上皇廢黜后,再選擇一個吉日頒揭給上海文廟懸掛。這么,“中和位育”匾額是怎樣懸掛的呢?通過查考史籍,發覺其具體過程如下:
學部(1905年創立)上奏懸掛大成殿碑刻位次,請旨欽定。內容是奏為請旨事,翻譯如下: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十七日內閣奉旨:列位祖先太上皇即位之初,均恭謹書寫牌匾懸掛于城隍廟。現今朕即位因循舊典,命令南過道翰林恭謹書寫“中和位育”匾額交造辦處,導致一份,恭謹懸掛于京師太學孔廟。也即懸掛于*子監文廟。其所書寫內容,是讓衍圣公孔令貽到京時,由軍機處交給他領回,恭謹慎重拿回到闕里孔廟(即徐州文廟)制造碑刻并傳旨懸掛。所書“中和位育”墨筆不用再上繳,就在徐州文廟收藏。所有各直省府、州、縣學讓內府負責人員摹寫頒授“中和位育”匾額,一樣照例懸掛。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十八日奉旨:“依議,欽此。”即得到太后回復:同意,根據邸報所述代辦。后欽天監擇宣統元年(1909年)四月二十四日寅刻(即下午3:00-5:00),為懸掛橫額吉日,并由民政部按量懸掛,刑部備案,并上奏臣子知曉。
照此來看,先前臣子所書御制牌匾的懸掛,也是要根據此程序來申領的。
袁世凱“大首相告令”匾額
清末年間的祭祖活動主要有祭孔子、祭關羽、祭文昌、祭名宦僑領。其中,以孔廟祭孔、武廟祭關羽較為隆重。
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雖然了清*極權統治,清代初年祭孔活動仍然在持續,但此時清代時人對于孔子的認識也發生了很大變化。1912年2月,中華清代臨時*內務部、教育部通令各市舉辦丁祭。公報宣布:“查清代通禮,現今仍未頒布,在未頒曾經,城隍廟應暫時照舊致哀。惟去除拜跪之禮,轉行三作揖,祭服則用便裝。其余前清祀典所載,凡涉于迷信者,應行廢止。”(《丁祭去除拜跪》,載《申報》)此條規定應在臨時大首相孫文佛山先生執政期間(1912年1月至4月)所規定。另1912年至1927年,孔子誕辰記念通常為農歷三月二十七換算成公歷對應日期。
北洋*組建后,1914年秋,臨時首相袁世凱仿造唐朝的傳統,親自抵達上海文廟祭拜孔子。1914年9月25日,袁世凱《親臨祀孔儀式令》(即現存“大首相告令”匾額內容):
*數千年來,*根本在于道德。*家政治、家庭倫紀、社會習俗,無一非宗廟學說,發皇流衍。是*有治亂,運有隆污,惟此孔子之道,亙古常新,與天無極。經明于漢,祀定于唐,庶幾芬芳,為萬世師表。國紀民彝,賴以不墜。隋唐之后,鄉試取士,人習空言,不求實踐,濡染醞釀,道德浸衰。近*體變更,無識之徒,誤會平等自由,逾越范圍,蕩然無守,闡揚淪棄,人欲橫流,幾成為山賊畜生*。幸天心厭亂,大難削平。而黌舍鞠為荊榛,鼓鐘委于草莽,使數千年崇敬孔子之心理,缺而弗修,其何以固道德之桎梏,而維持不敝。本大首相躬膺重擔,早作夜思,以為立憲雖取革新,而習俗要當保守。環球*,各有所以*之精神,秉諸先民,蒸為特點。*服循圣道,自齊家、*、平天下,無不本于寬松。語其小者,不過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皆日用倫常所莫能外,如布帛菽粟之不可離;語其大者,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茍有心知血氣之倫,胥在范圍曲成之內,故尊崇至圣,出于億兆崇敬之誠,絕非倡導宗教可比。前經政治大會議決,祀孔儀式,業已公布實施。五月二十八日為農歷秋仲上丁,本大首相謹率百官,舉辦祀孔儀式。各地方文廟,由各該長官主祭,用以表示人民俾*家以道德為重,群相興感,潛移默化,治進太原。本大首相有厚望焉。此令。
中華清代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公報》第860號)
假如摒棄袁世凱的政治用心(政變政體)不說,此篇文論還是比較有水平的,也比較合乎*唐代儒學文化的精神和詩論。他說,*數千年來,*根本在于道德。但*家政治、家庭倫紀、社會習俗,無一不是儒者學說,肇始流衍而至。所*有治亂,運有興衰,只有孔子之道,亙古常新,與天無極。
據統計,袁世凱1913年春遷出中南海,直到其死,即將出首相府僅有四次,一是1913年10月10日赴太和殿宣誓連任即將大首相,一次是1914年10月10日赴天安門閱兵。另兩次皆為尊孔百搭活動而出游。一是1914年9月28日赴京師文廟祀孔,一是同年12月23日至天壇祈雨。(參李宗一《袁世凱傳》)祭孔之后再往天壇祈雨,之后繼位,毫無疑惑,袁世凱的這次祭孔及此后的祭祀行為,應是為其專權帝制作的階梯和打算。
依據《大首相告令》上的時間,其應是于清末五年(1914年)9月25日書寫,即在上海文廟祭孔前所書寫,9月28日抵達祭孔。牌匾制成后,懸掛在與“萬世師表”匾額相對的孔廟內東門上方。碑刻懸掛時間不詳,按照常例,可能是在祭孔然后。但最初懸掛地點是在大殿兩側今碑亭“萬世師表”這個位置。后來,其才又移到正殿內(具體時間不詳)。
黎元洪“道洽太原”匾額
進入大殿,抬頭首先映入眼瞼的,不僅“至圣先圣孔子牌位”,便是正中懸掛的黎元洪手書的這塊“道洽太原”匾額了。
“道洽太原”意思是贊頌孔子的政整治想與太原思想融洽為一,此語源自道家精典《禮記?禮運邯鄲篇》。孔子覺得,廣大而不專斷的人間大街,是講求天下為公的,而天下為公的最高境界便是太原世界,即和諧太平的盛世。這就是為后代儒學思想家、政治家所極為推崇的太原理想,其不但被唐代*有為的仁人志士所憧憬和為之拼搏,亦為近現代以來的哲學家、革命家所廣泛推崇。
按照賈文忠先生《北京文廟大殿扔書木匾》一文:“*三年,北洋*教育總長范源濂(注:應為廉)將清朝諸帝所書碑刻全部取下,移交當時的歷史博物館保存,改懸當時大首相黎元洪書‘道洽承德’匾于文廟中央。”北洋*教育總長范源廉為什么將清朝諸帝所書碑刻全部取下?筆者以為,這主要是緣于當時早已是中華清代時期了,為了顯示“改朝換代”,自然應當以新代舊,改頭換面。而清朝臣子的御制牌匾作為清朝君主極權制度的墓葬,自然會在被擁立之列。賈先生覺得懸掛橫額時間應發生在清末三年(1916年)。并且筆者覺得時間應當是清代十年(1917年)。按照歷史記載,1916年秋黎元洪大首相下令稱:“九月七日為仲秋上丁孔子祀期,特派教育總長范源廉恭代行禮。”(《命令》,載《晨鐘報》)由此可知,教育總長范源廉恭代行禮的時間應當是1916年9月7日。這么范源廉究竟是何時改懸黎元洪的牌匾的呢?查看一下碑刻的寫作時間便可以知曉。
通過黎元洪“道洽太原”匾額,可以看見黎元洪書寫此牌匾的落款是“中華清代十年六月吉日”,中華清代十年也即1917年做舊匾額,那范源廉在文廟改懸黎元洪“道洽太原”匾額的時間不會早于1917年3月,也即他代為祭孔后的第二年。而1917年9月12日,大首相*璋公布《秋丁祀孔令》,規定“九月二十二日為上丁祀孔子之期”,并謂“本大首相親詣行禮,由內務部敬謹預備。”范源廉改懸橫匾的時間應當是在1917年3月至9月之間。
1979年,首都博物館在上海文廟創立,1981年即將對外開放。為了恢復孔廟的原樣,博物館方面對原先懸掛于殿內的牌匾進行了修補,并計劃再度將它們懸掛上去。時首都博物館保管部部長為崔宗漢先生,主持了這項碑刻修補陳列工作,還有一些首都博物館的文物修補專家參與,賈先生亦參與祠堂御書木匾的修補工作。她們為宗祠碑刻修補及原狀復原陳列工作做出了很大貢獻。
聽說當時還有這樣一個故事:當時的古文物專家、匾額整修專家在懸掛的時侯遇見一個棘手的問題,就是如何懸掛。其他臣子的御制碑刻都好掛,只要掛在原來的位置就可以了。而康熙臣子御書“萬世師表”這個橫額,由于黎元洪所題“道洽太原”匾額搶占其原本位置,沒有地方掛了。怎么辦?雖然,倘若依照*碑刻原狀,或則根據唐代的昭穆之制,康熙太上皇所題牌匾應當是置于正中的,之后右側雍正,右側乾隆,母女依次兩兩相對,這樣才算遵守古制。并且,專家們經過商議覺得,清代也是一段歷史,應當尊重歷史,所以就沒有聯通黎元洪所題的“道洽承德”匾額。那“萬世師表”匾額置于哪些地方呢?她們最后經過商議,決定把它掛在文廟的兩側。這主要還是從尊重歷史的角度出發來考慮的。
1983年,九塊明代太上皇御書的碑刻重新懸掛在了天津文廟大殿內外,加上袁世凱和黎元洪所題的牌匾,以及乾隆御題的殿名,祠堂內外,就有了12塊碑刻。1984年,南京文廟大殿經整修后即將對外開放。
上海文廟大殿內的牌匾楹聯,記載了明代及清代年間一段段祭拜孔子的重要歷史,保存了一幕幕尊孔重儒的精典畫面,述說了一個個豐富生動的人物故事。它如同一面面穿越百年乃至千年的歷史明鏡,折射出孔子及儒家頗具的思想魅力和精神光輝。
(作者系文廟*子監博物館副研究館員、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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