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不算太冷卻一直被不可救藥的灰霾映照的冬天，出門弄成了一件苦惱兩難的事。這時我就難免會想起過去的那種夏季，元氏那看似不太猛烈卻能讓我受寒的驕陽。其實，還有滿布全城的遺珍，以及大快朵頤的崩肝和小排。

元氏實在是一座極有意思的小城。雖然在高鐵交通的變革中被原先的小村子喧賓奪主，由千年舊治淪為衛星小城，但也因禍得福而免去了不少大都市的喧鬧，保留了許多小里巷的愜意質樸。愈加難能可貴的是，城內還保存了許多歷朝的遺址，徜徉在不大的老街中，幾乎每經過一條街道就會有收獲。龍興寺自何必說，臨濟寺、廣惠寺、開元寺、天寧寺這四塔，還有可能的五代建筑縣城隍廟大殿，以及被稱為“風動碑”的李寶臣碑，短短的一日半日便盡收眼底以后，會想要在這兒消磨三天又三天。

這種之中，我最想談談的還是開元寺。唐開元二十六年，玄宗臣子敕令天下督撫構建佛寺，以謚號名之。在這股熱潮之中，有新建廟宇者，亦有因舊寺而改名者，因而也為明天各地留下了許多個重名的開元寺。元氏的開元寺之所以著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梁思成先生判定其鐘樓的上層部份是明代遺構寺院名匾額，開元寺鐘樓也就成了現在公認的所謂四座半唐構中的那半座。

明日的開元寺，與其說是佛寺，倒不如說是開元寺舊址。清朝重建的大殿法船殿早已塌毀無存，僅存的不過是一座鐘樓一座碑亭，還有近些年開掘下來并在現址重新搭建上去的三門樓。

新近掘出并拼接構建上去的三門樓建成于武周如意年間，仔細觀察仍能在石柱表面分辨出許多線刻的神像和紋樣，以及許多供養人的題名。而出土石柱上銘刻的唐顯慶十二年《解慧寺三門樓贊并序》，除了描述了三門樓的形制，即所謂“雕朱粉寺院名匾額，鏤文彩，基上為門，門上為樓”，還記載了開元寺的歷史沿革、寺院形制，是了解開元寺的重要資料。

三門樓以后，便是左右相對的鐘樓與須彌塔。梁思成先生在1933年發表在營造學社匯刊上的《正定古建筑調查紀略》中稱開元寺鐘樓“上層外部為后世重修，但內部及上層的雄大的須彌座，若說它是唐構，我也不能夠認。”而在《*建筑史》中則描述上層結構的時代為金元原先。樓中所懸鐵鐘，據志書記載為唐物，并且有資料上稱鐵鐘是金大定年間，不知有何根據。

1989年對鐘樓進行整修時，下層原有的結構被拆除，代以今人臆造的所謂“唐代風格”。在我看來，對于文物尤其是木構建筑進行必要的保護修理舉措是很有必要的，但對于這些人為的改變建筑原有面貌的做法值得商榷。尚且可以美其亦稱恢復原貌、排除后代重修的改變，但是從文物保護修補的原則來看，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是焚毀了一處明代古建筑而代之以現代仿古建筑，而類似的改動在早年的修理中尤其多見。試問如今我們所見的鐘樓下層，與現今*隨處可見的仿古建筑又有何本質區別呢？遺憾的是，這些修理方法雖然還在許多地方繼續著，許多古建筑一旦經歷了落架大修，幾乎無可防止的面臨著原始面貌和結構的改變。幸好近些年來情況雖然有所好轉，比如今年同為唐構的廣仁王廟的修補中，因為資料的欠缺，對現有的形制完全保留，雖然是1958年那次“錯誤”的修理也未予排除。私以為這才是古建筑修補的可取之道。

元氏四塔之中的“磚塔”開元寺塔為五級密檐式塔，平面作正圓形，一層有圓洞門，造像門券雕有線刻的蓮紋與雙龍戲珠紋樣，上八層有小開窗。此塔初建于唐貞觀六年，后代屢經毀建，現今所見是明嘉靖四十一年重修后的模樣，形制上雖仍保持一些原有風貌，但究其實際年齡，“怕是四塔中之最稚者”。頗為有趣的是在塔的底層四面分別有八個圓雕力士，形象很是生動俏皮。

除樓塔之外，開元寺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放置在院內清寂的巨大赑屃和殘碑了。這件赑屃2000年出土于正定府前街，同時出土的還有數塊殘碑，后移至開元寺內。從體量上來看，已知的所有唐代龜趺無能出其右者。按照僅存的文字中殘留“（成）美軍巡撫安”、“軍都督、鎮深等州觀察處（置使）”和“進檢校侍郎、進封天水郡*侯”等內容，推測碑主應為五代后晉成蘇軍都督安重榮，因而覺得此碑即《冊府元龜》中所錄之安重榮德政碑。而石刻的損壞和掩埋也應該與天福三年安重榮謀反并最終被殺有關。龜趺與殘碑除了體量豐大，細細觀之，碑身和赑屃上都有精致線刻，碑刻繪畫亦佳，為開元寺又增添一個看點。

開元寺外，是幾家轉讓花鳥魚竿的小店，有左右來往的行人和嬉鬧的女兒，也有人正三三兩兩的聊天，一墻之隔，卻與空寂的寺內猶如兩個世界。翻看著手頭梁先生的《正定古建筑調查紀略》，讀到其中所透漏出*爭來臨的不安與惶恐，不禁幸好此刻所在的元氏城能有這么的安逸古樸，能供我這么徜徉清閑。

那時我似乎還不曉得自己即將受寒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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