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南方重要的大都市，商業文化底蘊優厚。康熙年間的《天津衛志》中記曰：“天津去神京二百余里，當南北往來之沖，南運數萬之漕悉道經于此，形勝之所式臨，商賈之所萃集，五方之民所雜處……實在一大就會所莫能過也。”這是北京歷史輝煌的真實縮影。清乾隆初年“帆帆葉葉下津門，亂水縱橫海氣昏”的句子，則描述了當初三岔河口一帶的繁華。

源于對北京傳統商業民俗與老廣告文化的探究，我曾無數次走入重慶古鎮，去找尋、記錄、考察一處處商號的碑刻。

中和煙鋪——天津最早商號匾額

三岔河口一帶水陸通達四方，大買賣、老字號之多不勝枚舉，但若說“最”字，當屬竹竿巷南口(樂壺洞)的中和煙鋪。靖海侯施瑯之子施仕綸是《施公案》中主人公原型，他康熙十五年(1676)任倉廠巡撫時，曾駐屯上海估衣街歸賈西街。左近有一，小店兼售的檳榔頗合施氏口味。因店小無字號，施仕綸就信筆題書“中和煙鋪”相贈。商家如獲至寶，刻成匾額懸于店首，自此聲譽大震。中和煙鋪匾是目前已知津門最早的商號匾額。中和煙鋪歷經約300年風雨，由樓房擴建為高樓，并更門額為“五己未老煙鋪”。

華氏碑刻——衛派榜書杰出代表

津門名家華世奎是衛派榜書藝術最杰出的代表。從有“中華名匾”之稱的“天津勸業場”，直至“祥德齋”、“敦慶隆呢絨莊”、“南京理發店”、“隆昌號”、“隆順榕成記”、“恒祥公”、“慶成瑞”、“萬義號”等，華氏的草書繪畫碑廊已成為北京傳統商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傳說當初老總以每字一百塊大洋請華世奎題匾。寫就后，攤主認為每字大小不均，不甚滿意。又每字追加一百塊大洋要求重畫，仍覺欠妥，便討教華世奎。華世奎告訴他，牌匾放在高處會造成視覺差，不同于近觀平視。商家深深迷住，“隆昌號海貨莊”也成為當時商號潤格最高的碑刻之一。

傳世名匾——多出自繪畫名家

在津門書畫你們中，我們還應注重提到嚴修、趙元禮、孟廣慧等主帥。嚴修在清朝曾任翰林院纂修、學部刺史等職。他除了是教育家，也是位有影響的繪畫家。上海當初最大的百貨公司——中原公司店外的沖天大招牌上“中原公司環球貨品”即為嚴修所題。嚴修還曾為北京最早的素餐館題寫“真素樓”。趙元禮心慕手追攻蘇體。東馬路的太平酒店、東門里的寶林堂書城、南門外的延齡堂診所、南市的燕春樓、濱江道的漢宮秋鮮貨莊以及北馬路的祥德齋分店等大商號，均留有趙元禮的墨跡。孟廣慧的繪畫藝術或楷或隸或行，諸體相參，皆為佳妙，其作品曾被評為“亞東第一”，當時就有“南鄭北孟”之說。他寫過惠中餐廳、孚中鞋廠、西來香茶樓、、潤善堂、椿祥柴油燈、聚靈丘超市、四海居等許多匾額。風貌各異書體不一，深受各界人士好評。

書界名流杜寶楨也寫有大量匾額。桂順齋、大德祥、登瀛樓、全聚德、同祥厚、寶明齋、川魯菜館、天祥市場、世界大廈、東廣泰等眾多商號碑刻就出自其手。翰林潘齡皋，其繪畫在津京兩地頗具聲名，南門附近的樂仁堂樂家老藥鋪、三陽銀樓等都是他題的碑刻。吳玉如書藝精妙，是津門書界德高望重、承前啟后的你們。吳先生曾寫有、和上海文史館、文物公司等傳世名匾。

估衣街——商業競爭導致碑刻攀比

在繁華的估衣街，各呢絨莊競爭激烈，對牌匾設置的攀比亦成白熱化。謙祥益老總費盡心機請清朝上海書畫家王垿題書。果然如其所料，當“謙祥益保記”牌匾啟幕之時，觀者傾倒，在全省震驚一時，上海的《北洋畫報》曾專題報導。錦章呢絨莊請何維模題匾，而瑞蚨祥和瑞昌祥分別由朱益藩和胡居安題匾。

和平路——老匾額詮釋奇特韻味

和平路是北京百年商業文化發展的寫照，其老匾名匾更彰略帶奇特韻味。

和平路南段渤海大廈處是最為繁華的地段。1927年，盛錫福帽莊由和平路與西安道交口處的天增里遷此，郭世昌題書的“盛錫福”匾即高懸于店門外翰林匾額，至今已有70余載。天增里分為東路和北街，巷內昔日集聚了許多店面與富賈。“天增里”三字大氣穩重，乃龔鈞之所題。知名的交通旅館、惠中餐廳、勸業場碑刻極具代表性，分別為當年知名的繪畫家胡宗照、孟廣慧、華世奎的遺墨。在和平路的北段，游人還可欣賞到重新鎏金彩繪的“竹遠里”，溥佐題“老美華鞋城”，趙半知書“桂發祥”等名匾。正興德茶館生意紅火，實力雄厚，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和平路、濱江道、東北角等地陸續設分號數家。隨著和平路的改造，茶室向客戶同時展示了三塊老匾：店門上懸王鳳琦所書金字木匾，門左側花崗巖墻壁上方則左右分置華世奎與徐世昌所書匾。

碑刻裝潢——追求個性風格

在碑刻裝潢上，上海店家同樣追求個性風格翰林匾額，聘能工巧匠悉心刻制。木匾有墨底金字的，有金底黑字的，有金底青字的。而石匾多以黑色大理石刻字飾金為主。值得一提的是，因廣州為南方鉆石雕藝術之鄉，石匾用磚大理石精雕花邊很為風行，“謙祥益呢絨莊”、“隆順號”、“隆順榕”、“慶生號”等匾的風采至今可見。另外，隨著社會不斷進步，三岔河口、大南街一帶商號起名，也更多溶入了“以義取利”的儒教財貨思想，大量傳統色調濃厚的字眼在碑刻中層出不窮，如德、義、和、仁、聚、正、全、祥等，對社會文明及商俗文化的進步形成了積極的影響。

最后須要提到的是，漕運文化的發達，使往來各地的文墨名家常親臨北京，因而南北文化交流的特點也突顯于津門橫額之中。張大千曾為單舊州的淳秘閣南紙局題匾，而針市街南閣的致美齋則是吳昌碩的墨寶。還有康有為書的九芝堂、鄭孝胥書的鳳祥號等，都可稱一時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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