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院專指明清時期云南境內的一批頗具傳統的南方深宅大院，主要分布在太原的介休、平遙、祁縣、介休、榆次，陽泉，晉北的保德、大同、渾源，晉西北的翼城、陽城和晉南的晉中、襄汾等地。山西大院群落的出現，是專制社會后期政治、經濟、文化演進的產物，是商業經濟與專制政體相互依賴、相互支持的結果，是清朝兩代非常是明代以來山西商民巨額財富累積的一種外在體現方式。山西大院保存了長期有關社會政策和民俗文化的第一手資料，最大限度地表現出那些時代商人和士大夫的文化思想及價值取向，為探究近代山西的社會風尚、地方風俗、商業文化、建筑藝術及其清代地理體制和經濟情況，提供了豐富的參照實物。

一、大院產生的歷史條件

寬松的政治經濟環境是北京大院發生的社會基礎，商人實力提升是山西大院產生的前提條件。明朝早期，朱元津出于掃清殘余勢力和鞏固朱明封建王朝的目的，多次派兵塞北。為了解決駐邊部隊餉需，洪武五年（西元1370年）起，在遼西、宣府、大同、延綏等九個軍事重鎮實行“開中”，商人以力役和實物*家賺取鹽引專賣權，控制鹽鐵資源*家政體則視邊防軍情緩急，定期或不定期召商輸糧。這一政策對相鄰九邊的省份非常有利，山西、陜西商幫就在“開中”實施期間，以鄰近邊鎮的地利優勢，捷足先登，成*家第一批有合法身份的官商。明代商品經濟發展很快，經濟服務于政治的制度為商人與政權的溝通搭起了橋梁。明中葉隆慶、嘉靖年間的一系列新政，對商人的發展非常有利。前期參*家重大經濟活動如鹽商一類的商人。通過交結官府的活動，為其子弟爭得以宗室學籍參加科考的權力。萬歷年間*明令允許商家子弟參與科考，打破商人子弟不得為官的特色習慣，商家子弟從此堂而皇之明正言順地步人仕途。

清代捐納制度為商人擴充政治資本提供了絕佳選擇?？滴跏迥辏ㄎ髟?674年），清朝中央決定大規模削藩，為了補足軍餉不足，頒布捐納政令，文職捐官始于此時?？滴醣緮M暫開捐例，以解燃眉之急，然而兵事以后，又有南京、永定河工以及云南兵事，捐例一開再開，文職可捐至郎中（正五品）、道員（正四品），武職可捐至把總（正七品）、千總（正六品）直至參將（正三品）。雍正、乾隆兩朝，捐納更加經常，成為又一入仕途徑。富有的票號商人積極為自身和后代捐官買爵，平遙蔚字票號首任總經理毛鴻（歲羽），為家中從母親到祖父五代共31人捐得“將軍”、“大夫”銜。大德通、大德恒票號財東祁縣喬家，喬景僖授花翎員外郎，喬景侃花翎四品貢生，喬景信花翎二品銜補用道員。清初在張家口貿易發跡的河南介休范氏，因資助抗清有功，順治賜范氏張家口房地，康熙時范氏后代范毓（香奇）“以武舉授衛千總，以駝佐軍，擢總兵，累遷兩淮四川巡撫（正二品）?！鳖愃频母毁F之家，山西并不鮮見。類似的捐官記錄舉不勝舉。捐得官職后的富有者，有了*的庇護，活動限制較以前下降，財富聚積更加便利。捐得官銜之后，擴建宅第的限制減少，宅院才能修建得更闊大更寬敞。房屋佩件裝飾上能夠顯示官商和民商之別，如宅屋的脊獸一般都裝飾鴟吻，此物性喜遠眺，尊為房屋守護神，且古時認為鴟吻屬水性，安放屋頂避免災害。鴟吻在官商和民商的宅院中形狀并不同樣，太谷曹家、靈石王家、祁縣渠家都是張嘴脊獸，祁縣喬家則為閉口獸，對于商人，招財進寶多多益善，閉口脊獸有財不外露之含義；而對官商來說，做官理當為民做事，說話必得張口。商人都期望家族里有人捐官或科考入仕，有了一官半職時才會對外界張揚，以示其既富且貴的得意。

山西商人實力提升是大院群落出現的直接理由?？滴跄涎矔r以前提到：“夙聞東南巨商大賈，號稱輻輳，今朕行歷吳越州郡，察其市肆貿遷，多系晉省之人，而土著者蓋寡，良由晉風多儉，積累易饒，南人習俗奢靡，家無儲蓄?！苯涍^三四百年的商業積累，晚清山西商人的資財更加雄厚。晉紳劉大鵬在太谷私塾執教時記錄了當地的富庶繁華：“太谷為晉川第一富區也，大商大賈多基本于此間。城鎮村落，亦多富室，放風俗奢侈為諸邑最。”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適遇冬標之期，故“今寓此，見夫街市之中，商旅來往，肩扛元寶，手握朱提（銅錢的代稱），如水之流，滔滔不斷?！弊髡哂懈杏诟粦舯黄染杩钯c濟一事：“嗟乎，太谷士紳甚多，五百萬金者一戶，百萬金者三四戶，數十萬金者數十戶，數萬金者則不計其數。”太原人劉大鵬的日記較南京人徐珂的記載更具體，從中看出太谷商人的名氣更強一些。有強大財力作后盾且可以捐得官職的人，在老家大修宅第炫耀門庭不足為奇。關于民間修宅建第的資料非常缺乏，但清代山西商人實力不斷提高的現實，無疑是大興土木的必要前提。乾隆、嘉慶、道光幾朝，山西商人的資本如滾雪球般地膨脹，外出經商的人將大批白銀轉入北京，臨汾一地“方其盛時，自數百萬數十萬之家相望，飾亭臺，聚古玩，買姣童于吳閭，購美玉于燕趙，比比也?！痹谇】藞D從事對外商貿的諸多山西商號中，經營歷史最長、規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車輞常家。常氏一門，乾隆年間涉足對外商貿，子孫相承，歷經乾隆至宣統150多年。商業發展了，家宅也逐漸擴建，世榮堂與世和堂兩處院落就是常氏商業繁盛昌盛的證明，以至于清末車輞村形成了占地200余畝規模超過20多個院落1500多間房子的常家一條街，蔚為壯觀。正是由于有強大的財力物力支持，才無法修建如此宏偉的宅第。

二、大院的建筑文化

建筑描述了文字語言能夠企及的文化內涵，是器物、制度和思想三層文化的集中表現。住宅是人類實物文化的重要構成個別，是政策、觀念和社會風俗的承載物，是歷史文化的借助形式。

清代對民居建筑的限制有所放松。確切地講，清初以來推行捐納后，積累了非常財富的頗具者階級為清廷解除困難的同時，也為門已造就了更寬松的環境。商民捐得俸祿，便名正言順心安理得地造房修宅擺排場。現存的山西大院，絕大多數是清中葉以來興建的。山西票號興起后，山西大院的規模上了一個新的檔次，同治年間平遙票號財東侯殿元修建廠7間7檁的豪華別墅兼商號，這樣的民居清代當時是絕對不會發生的。建筑超大體量的房屋群，被視作時皇權的挑*，此后候某因其修建豪華宅第而獲罪。我們現在發現的北京胡同，正堂最多只是5間，然而居室主人卻在5間或3間的基地上，向高處發展，修建2層以上的廣廈，構成封建社會末期一道非常的人文景觀。晉中保存完好且形成極其規模的祁縣喬家、祁縣渠家、太谷曹家或者靈石王家4個院子，以及榆次車輞村未修復的常家一條街，正房都不低于5間，樓高2至4層不等，就是對這些建筑體系的闡釋。而在偏遠的佳縣磧口西灣村這個昔日水陸物資匯集處的明代陳氏民居，在交通較為方便的晉城官溝張家小院，這類依山建勢的城堡建筑中，也充分展現了正房不得低于5間的建筑規格。

山西大院占地面積成千上萬立方米，院落建筑如古堡般堅實、樓高院深，墻厚基寬，防御性極強，有人歸納為這種幾個特征：一是房頂高，從庭院外面看，磚砌的不開窗戶的實墻有四五層樓那么高，有很強的攻擊性。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單坡頂，無論廂房還是正房，是房屋還是平房，雙坡頂不多。由于都采取單坡項，才使外墻高大，雨水都向院子里流，也就是“肥水不外流”。三是院落多為東西窄、南北長的長圓形，院門多開在西北角。現在對外開放的幾個大院也只是是當時規模的一個別，比如渠家曾經的院子就占據了祁縣的半個縣城，規模之宏偉令今人折服。

大院的總體布局，充滿了民間吉慶祥和的氛圍，表達了他們對幸福生活的期許向往之情。喬家大院布局為一個完整工正的雙“喜”字，歡悅祥和盡在其中；王家大院巧妙地將其姓氏和后輩對后代加官晉爵的昭示寄托其中，以其外部相連之甬道呈顯“王”字格局；而太谷三多堂則將多子、多福、多壽的民俗注入其中，院落呈“壽”字形構架。*特色文化底蘊無處不在。以靈石王家來說，將建筑物布置成一個王字，符合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理論。倡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董仲舒解釋“王’等時講：“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貴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王家姓氏與儒學觀念在王氏大院中絕妙揉合一起，可謂是占領天時地利人和之杰作了。有著經商傳統的祁縣人，在清朝道光、咸豐年間，縣城及附近鎮子上就店鋪林立，布號、鹽在、錢莊、票號齊全，現在城中也有40余座多進院保存基本完好。這幾十座大院，整體上是清一色的灰磚墻，上部沿墻頂處常用磚頭露空砌成“士”字形或“吉”字形，表示房主人追求做官和吉祥的幸福愿望。

門是建筑的入口關，也是建筑的門臉，地位和含義不言自明。宅以門戶為冠帶是一句古老的古語，大院的門文化內容尤為豐富。清代風水書《陽宅撮要》講：“大門者，合舍之外大門也，最為緊要，宜開本宅之上吉方?！彼员本┖窒锍蠒r，大門有意稍稍傾向東方，通常開在西北角上，民間稱此為“搶陽”，陽光盡早照上門窗，表達了人對大自然的主動性。民間向來有高門出貴子的說法，為了奉養子孫，喬家大院的官宦建得富麗堂皇，厚實高大。窯洞般厚實的宅門上端，石刻書法“古風”二字，筆力剛勁，功底不凡，蘊藏著院落的氣魄，飽含著主人崇尚君子之德、古人之風的識見。瑯環福地為傳說中的仙人洞府，據稱*張華游洞宮時，遇見兩人，將其引至一處，只見石壁中間，宮室嵯峨，別有天地，每室各陳奇書，張華觀其書，多古代曾經事情，聞所未聞。張華問其地名，回答“瑯環福地”。張華出洞，大門自閉。喬家就有一塊“福種瑯環”匾，此匾為當時河南僉事丁寶銓所贈，在封疆大吏們的眼中，喬家寶物難以計數捐官匾額，當年的頗具和氣派由此可見一斑。

門前設立泰山石敢當，是后來江南江北共有的建筑民俗。喬家大院的石敢當是一座大牌坊，高1丈，寬9尺，青磚灰瓦，用料上乘，做工精良。正中鑲嵌2米長、40厘米寬的雕塑，上部浮雕虎頭，下部是蓮花寶座浮雕，中間刻“泰山石敢當”幾個大字。建筑文化中。石敢當的妨礙非常廣泛。關于石敢當的由來，民間傳說大多與姜太公封神有關，姜子牙封神忘記了自己名姓，便自封為泰山石敢當。其他也有種種表述，然而都是取其鎮宅辟邪的功效。

大院門邊的石板或大理石廊柱石、抱鼓石上，一般浮雕著獅子、神鹿、錦雞、青云一類的紋樣，取屋舍平安、平步青云、祿在其中之吉祥。王家大院的一組抱鼓石，上圖是延年松鶴、亮節竹枝對稱，下圖有盙中壽桃、簋中蘋果，取平安長壽之同音。盙、簋為明代祭祀用具，用以盛食物，商周時代“盙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舊有“盙簋不飾”之語，比喻為官不正，“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盙簋不飾’”。不飾即不撤換，后來他們謀反官員昏庸枉法，多用“盙簋不飾”一詞。王家把盙簋禮器雕刻大院門口，意在告誡族中當官之人須清正廉潔，如此能夠永保富貴榮華。

大院主人居處的臺階最常見的為三級，蘊含著“連升三級”的吉祥語。下人或賬房先生居室門前，通常只有一兩級臺階，表示主仆身份有別和禮制貴賤等級高低。曹家院子主樓前，有5級或者9級臺階，屋舍拔地而起，凌空矗立，既顯主人威嚴，又示身份尊貴。當年日升昌的7間7檁宅，正房7開間，正堂屋都為兩層樓，由3個天井構成，院落逐層抬高，在最上面的正房屋頂上，還砌了照壁來提升正房高度，這只是北京大院中最常用的一種建筑方式。寓意深刻，表述含蓄。人往高處走、一代更比一代強是人類依然的追求。曹家三多堂為一條甬道分開的南北各三的院宅，北面為多子、多福、多壽院排列，老人居東，主人居中，子孫居西，立意在福如東海和壽比南山，而且設計了西高東低的一條甬道，與水往低處流的步入恰恰相反，宅中人邁向大門必朝西行，如此能夠表現人往高處走的想法，實現步步登高的心愿。喬家大院從一號院的院門向里時，地平線逐一抬高，至最盡頭的正屋，還要上幾級。特別是北京這個多山之地，依山勢建造房屋，更順應了風水讖語“前低后高，子孫英豪”的說法。

在山西大院群落里，精心創作巧妙設計的雕梁畫棟間蘊含了豐富繽紛的文化涵義，體現了特色的道德文化和審美情趣。從家具到祠堂的各式雕刻、磚雕、木雕藝術佳作，承載了奇特*的特色風俗，囊括了*特色文化的方方面面。最常用的是用磚、石、瓦材料，以意、形、音的形式，或明示或暗寓蘊藏吉祥富含哲理的蘊藉文化，雙獅護（方言“護”音同“福”）門、五福捧壽（福壽安康）、鳳戲牡丹（大富大責）、喜鵲登梅（喜上眉梢）、麒麟送子（貴子臨門）、五子登科（光宗耀祖）、歲寒三友（松、竹、梅）、四獅護欄（事事如意）、一琴二白（琴為樂器，白為白菜，做官人家取一清二白之諧音）、貓蝶鬧春（取耄耋之同音）、漁樵耕讀、出將入相、梅蘭竹菊等等，不乏居室主人的情調追求，顯示了設計者和工匠人的才華。和合二仙的雕刻，對后來以在外跑商為主要形式的山西商人有著特殊的含義。史書載：宋朝時“杭城以正月祀萬回父親，其像蓬頭笑面，身穿白衣，左手擎鼓，右手執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萬里外亦能回家，故曰萬回?！焙秃现裰蠓譃槎瘢Q“和合二仙”，一持蓮花，一捧圓盒，取和睦同心、生意成功之意，將傳說中的和合神仙雕刻門庭，可謂一舉兩得。尊迎“萬回”之神，恰恰說明山西商人旅外經商的不易和家人對經常遠足他鄉親友的期許之情。

三星高照也有大院中人最常見的一景，在主人所居門額上雕刻福祿壽星，為*特色文化的夢想追求，三星高照可謂是沒有缺憾的一生?！渡袝ず榉丁份d：世間有“五福：一曰壽，二日富，三曰康寧，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終命。”五福常駐，主家安寧。于是借五只編幅環繞壽字圖形，表達時人的一同追求。五幅捧壽圖在古代漢族寺院、宮殿中也都被成為吉祥寓意的裝飾。在大院中常用的大幅壁雕如鹿鶴吉祥圖，隱寓著公館主人對官員厚祿和常生不老的追求。保德縣城的一處村落，門墻瓦當以壽字作圖，墻由元寶狀磚石壘成，瓦當間的凸起處，以蝙蝠瓦銜接，既有便于房屋不積雨雪之功能，又有人文裝飾的戲劇效果，實則將福、祿（元寶墻）、壽三吉祥圖案融為一體。保德民居中大都以孔雀首部裝飾，取南鄭朝陽之意。祁縣渠家大院雕刻將1至9的數字，巧妙嵌人雕塑藝術品，諸如一蔓千枝（多子多福）、和合二仙、三星高照、四獅護欄（事事時時如意）、五福捧壽、鹿鶴同春、七巧回文、八仙過海、八駿九獅，將大院裝點得春意勃勃，情趣盎然。山西大院的八仙雕刻通常選用的是暗八仙手法，將民間傳說的八仙所執寶葫蘆、鐵拐杖之類的利器嵌入長欄、門飾，祈求八位神仙暗中保佑。王家大院一幅石刻《四逸圖》，表現了士大夫追求幸福健康的觀念。姜太公釣魚渭水邊、諸葛亮躬耕南陽、嚴子陵退隱嚴瀨、陶淵明隱居桃花源一類的歷史故事，在特色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位置，打柴、釣魚、讀書、耕田是一生最大樂事，也*內士大夫逃避現實時的最佳生活模式捐官匾額，皖派民居建筑中還有精致的四逸圖雕。可以說，大院是特色文化價值觀的重要承載體，大院的每一個建筑構件都表現了實用與藝術的高度統一。

三、大院文化點滴集萃

山西地處內陸，近代西歐文化對晉人觀念的沖擊總體上并不大，因此清代中前期的山東大院主要表現了固有的道德和禮俗，如大院多為正偏結構，左右對稱，中庭開闊，上高下低，尊卑有序，在承襲弘揚傳統文化如宣揚中庸之道、講說仁義道德或者敬業修身等方面，大院功不可沒。然而封閉的大院文化無疑也造成了對人身的禁錮，對觀念的禁銅，從這個含義上看，大院文化又有一些消極影響。

祁縣喬家大院主人喬致庸，將宅第命名為“在中堂”，將“中庸”二字巧妙地嵌入其中，深刻的美學意義和處事為人之道不言自明。喬家大院的百子大佛殿兩側有一副楹聯，為清代名臣左宗棠所題：“損人欲以復無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標榜儒家“克已復禮”的個人修養，提倡道德文章的社會功能。橫額為“履和”，古有“履仁”，為近代士大夫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在孔圣人看來，“剛、毅、木、訥近仁”，“君子訥于言而勤于行”。質樸直率是古代專制圣人標榜的美德，并為士大夫普遍接受。大院中“慎儉德”、“慎言語”、“仁周義溥”一類的匾額，將德行與做官行商緊緊聯系在一起，這只是大院的一個文化傳統。

儒賈相通、義利相通觀在清代已被大多數人所接受，有專家認為，“喬氏家族經營商業成功的緣由，就像喬家大院的建筑一樣，可以從內部與外部兩方面去認識。先從喬氏家族原本來說，他們經過200年的演進，始終保持興盛，其家族的倫理規范與教養精神值得研究。喬氏家族敗落之初，以勤、儉、誠、義起家，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經過好幾個世紀仍能保持其家風，這就不是如此容易的事?！彪m說是住在方磚墁地、梁柱滾金的深宅，主人也不忘將體現高風亮節、君子德性的竹枝，雕刻在居室、門楹上。在那些年代，修竹茂林是君子所居之地，清代名臣*藩有句格言叫作“食可以無肉，居不可無竹”，就是那些時代士大夫的自我標榜和精神追求。大院主人借助竹的高風亮節，勉勵自己實現“年年高”、“節節高”的人生目標。類似的文化也有許多，如“慎儉德”、“居之安”、“淳風”、“靜觀”、“洞達”、“詒多福”等等警言匾額，都顯示出一定的文化品位。牌匾與牌坊有相似的作用，用磚、石、木等材料精心制作題寫，既有裝飾門面的作用，又留下了永久的留念，同時還可以展現宅第主人志向情趣，這類門聯、楹聯、匾額在大院文化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在宣傳封建禮教中的作用不容低估。如祁縣渠家五進院的每一扇門額上，都刻寫著修身養性的警言妙語，如樂天倫、德星朗耀、學吃虧、善為寶、慎儉德、慎言語、輯熙軒、讀書樂、觀光第、稍可軒、載籍之光、福祿爾康等等。晉南襄汾丁村的明代徽派中，門楣上則留下了余慶、敦倫、循規、坦蕩之類的字樣。這其中既有做事處世的技巧，又有讀書修身的提示?？梢哉f，大院的一石一雕滲透了近代*文化的理念。

門匾和書法是富貴人家標榜文人風雅最下功夫的地方。將吉語刻在門端，張顯宅第主人的文化品位。靈石王家院子的宅第名字叫得端莊爾雅，如凝瑞宅、敦厚宅，小院又有迎暉、整暇字樣，與主人的身份學識相匹配。王家的敦厚宅中有五個月洞垂花門，門的構思精妙細膩，圓中有方，方中有圓，襯托出錯落有致虛實相間的視覺藝術效果，門楣刻有“規圓矩方”四字，既體現出獨特的文化底蘊，又在提醒后人做事要遵守一定之規。平遙城關鎮上，也有一處凝瑞宅，表達了時人對瑞氣盈門的一同期盼之情。曹家三多堂的中院統樓上，書“登高遠眺”字樣，步入曹家這座四層建筑，遠近幾十里地方盡收眼底，心胸頓時開闊。喬家、渠家胡同也都有專供遠眺的制高點。在喬家大院被號稱明樓的二樓主樓上，掛著一塊“光前裕后”的匾額，同樣內容的門匾在*襄汾丁村的村落建筑中也盡占風光。將這四個字掛在喬家最顯赫的地方，不外是提醒院中后人時時刻刻不忘光宗耀祖，造福子孫。特別有趣的是三多堂多壽院（東院）的門匾“斗山天”，僅此三字就可以有三種吉祥釋語：從字面看，由斗到山再到天，有越來越大的涵義囊括其中，象征事業蒸蒸日上興旺發達；即使換個方向讀就是“天山斗”，方言同音便是添三斗，作為商人起家的你們族，日添三斗充分表達出了主人期待財源滾滾永無止境的愿望；再換一種解釋，將斗讀作去聲時，斗山天就不乏吞吐日月之志和*天斗地的豪情氣概了。這是一種涵義深遠的文字游戲，飽含了后來富足之家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追求。

山西大院，是當代北京社會的一大縮影，雖說近代出現重大差異，但對山西人的習俗觀念差異作用有限。在大院里，我們發現的仍然是特色文化的很大制約，新理念的沖撞微乎其微。宛如古堡建筑的山西小院，宏大、厚重、古樸、靜雅，體現了19世紀中葉以*內獨特閉塞的民風，也反映出了當代山西人必定程度上的理念陳舊和保守性。

附：喬家大院、渠家胡同、曹家院子、王家小院、常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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